“国际惯例”与“中国国情” 
 
最近，一些地方政府、国家金融机构、行政性垄断行业等纷纷运用“国际惯例”改进自己的工作，形成了一股采用“国际惯例”提价、涨价的热潮。像国家商业银行利用“国际惯例”对用户小额用户的存款加收服务费用，对异地存取款加收手续费的做法等，不仅没有博得国人尊重与好感，反而引发了一场全民性的反对热浪。改革开放，加入WTO，目的就是改革我们在观念上、机制上的各类弊端，使传统中国尽快融入全球化的国际社会，然而，为什么“国际惯例”一走到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度里，就被“中国国情”异化了呢？

一、“中国国情”和“国际惯例”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标尺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情”和“国际惯例”是我国政府、新闻媒体、学者以及普通百姓，在官方文告、学术研究和日常用语中使用率较高的两个词汇。对于中国国情，我们把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缘由于我们的特殊国情；把西方的市场经济、民主制度等定性为不适合“中国国情”……久而久之，“国情决定论”就扎根于国民的文化心理之中：凡是“中国国情”决定的事情，都是不可改变的，大家就必须遵守服从。所以，是否从“中国国情”出发成为国人评价改革的前提。

但是对于遵守“国际惯例”，中国人就显得心不在焉，在我们的文化习惯中还没有找到新的文化支点。自改革开放，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按照“国际惯例”办事的习惯也开始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如果你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好像根本看不到传统文化的影子。有一次，我到一个中外合资企业搞调研，在施工工地上，我看到一个身穿西装，系领带正民工正在劳作的，就问陪同的中方经理，“在工地上劳作的工人，怎么还身着西装，打领带呢？”经理说，“这是国际惯例。”我一脸茫然。西装是西方人在较为正式场合中的礼服，而在中国，西装的是世界上生产量最大、普及率最高，最为普通的工作服。

中国人在国际市场上，因不遵守“国际惯例”吃亏不少，因为在较真的外国人眼里只认识“游戏规则与合同条文”。如果你的产品中农药含量超标、技术含量不达标、营养成分不足等等，外国人不仅要禁止你的产品销售，还认为这是商业欺诈，把你列入“不诚信”的黑名单中实行终身性封杀。如果这种情况出现，我们的媒体就开动马力，说这是“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信号云云,搞得国人还为此义愤填膺。

然而，在国际市场拼杀久了，我们才明白西方的“法治诚信”与中国的“熟人礼仪”的本质区别是“规则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因为是自己人就可以随便的更改或不遵守规则。国民也开始对地方政府违反“国际惯例”的行为指指点点，对企业不按国际标准出口产品，被外国驱逐出境的事情开始表示出理解和有限的支持。国人在生活中自觉地把是否按“国际惯例”办事成为国人评价国事活动的另一标准。

二、外国人惧怕中国文化的两面性，但也谙熟“中国国情”的潜规则

本来“中国国情”是一个中性的学术术语，但，“中国国情”在不同场合却有不同的内涵和解释，如，一穷二白与地大物博、勤劳勇敢与因循守旧、对外开放与闭关锁国、 贫穷落后与盛世中国，这样一组意义截然相反的词汇，恰恰是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中国国情”的不同表述。文化的两面性，注定了我们的民族文化是一个受显规则和潜规则双重制约的文化，过去，我们经常说把“做的是男盗女娼与满口讲的是仁义道德”结合起来，揭露和批判封建官员的两面性。事实上，这种表述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糟粕的精彩描绘，也是对中国文化内外双重标准的解读。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中，有一种来源于宗族礼仪，受血亲支配力的精神力量，内外有别是这种文化的日常行为方式。我们经常告诉朋友人，“都是自己人，有话直说。”这表明在自己人和外人之间有两种话语体系，外国人搞不明白中国人“话里有话”是何种含义，更不明白这两种不同的话语，如果表现在国家关系和国际贸易上会出现什么结果。外国人惊叹：“中国文字”难学，难就难在“中国文字”的正反两面有着不同的内涵。

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商人在世界舞台上经历了一个“黑色”的二十年，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给我们赢来太多的国际信誉，反而被西方国家划入到“最不讲信誉的国家”的黑名单中。例如，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中国人善于用国内流行的商业贿赂的办法，在国际规则以外“私下搞掂”。外国人吃亏后，到中国经商时，就不再找商家谈判，而是私下到地方官员家中“私下搞掂”，最后再与商家吃喝一番，略施小计，履行一下“国际管理”便大功告成。

所以，西方有一个大学者预言：现代西方的价值观念已经不能适应人发展的需求了，将来人类一定要在“儒家文化”中找到人类未来发展的动力和答案，为此，我们还按耐不住心中的喜悦，着实的弹冠相庆一番。

三、 “国际惯例”不服“中国国情”的“水土”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否能适应国际文化交融的大环境，表现出一定的担忧。实际上，我们从“中国国情”内涵所发生的本质性的变化上，发现不是中国文化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我们要认真分析“国际惯例”在“中国国情“中是否服“水土”的问题。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国情”是如何适应全球市场化趋势的。

2005年，国人对“改革”进行全面反思，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反对改革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反对改革的人把目前社会上存在的问题都归结于改革，把“市场化”改革取向定性为“不服水土”，不适合“中国国情”。而我们看到的却是改革不彻底，改不完善，改不到位，改革滞后于经济社会，拖了发展的后腿。

基层政府的官员普遍的把“中国国情”当成掩盖错误，糊弄群众的思想依托，有些地方领导不讲民主管理，武断专行，但他却解释说，“中国文化中根本就没有民主的细胞，如果你给他民主或他要求民主，天下就要大乱，”群众早已饱尝“大乱之苦”，只好迁就了事。还有一些地方领导违背客观规律，违背群众意志，盲目强行城市扩建，结果祸及广大群众时，他们会解释说，改革就是要一部分人付出代价，政府不赔付或少赔付都是由“国情”所决定的。他把只知道“发展是硬道理”，但却不知“硬”发展是没道理的。

利用“中国国情”作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基层政府公开的行政行为。把“中国国情”作为国家公共服务部门盈利的市场资源，是中国文化在与世界文化“接轨”时的创新和发明：地方政府允许学校在经费不足时，向学生收取一定的费用，有的地方教育管理部门干脆明文规定，学校所收取的费用要按比例上缴给教育管理部门；允许医院向病人收取高于市场价格的费用，以补贴地方医疗经费不足问题；有的公安执法部门，还把罚款数量作为执法质量的考核标准，将盈余部分与政府财政一起分享。我们从不断攀升上乱收费的现实上看不出政府是怎样履行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是怎样按政府职能的“国际惯例”行事的，只是感觉政府公共服务的变异与缺失，正在成为阻断正常社会进步的一面高墙。

在国家经济理论中，石油，电信、电力等等都是国家经济的命脉，国家垄断经营当然顺理成章，这也是有“中国国情”决定的。但是，垄断行业却利用国家的力量，垄断市场，获取暴利，最终遏制了国家和民间经济活力。在中国安装电话要交纳几千元的初装费，打手机双向收费，打长途要交数倍于“国际惯例”的费用，一个电业局的收费工人的年工资福利达10万元之多！看来“国际惯例”在与“中国国情”的反复较量中，也业已成为中西合璧的文化典范。

出租车行业本来并不是什么权利和垄断的行业，但在中国享受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政府庇护和超级利润。它背靠政府的权利，一只手伸向沾满“的哥”血汗的口袋之中，另一只手却通过不断涨价抚慰着普通百姓，“第三只手”还从国库里分享巨额的财政补贴。

面对这些看来“怪怪”的“中国国情”，在世界范围内，你很难再找到能与之相适应“国际惯例”。按照“国际惯例”，决不允许国家以保护国家利益为幌子，利用权力圈养新的权贵利益群体。但在中国，新的《反垄断法（草案）》在遵照“国际惯例”反对外国跨国公司在中国形成事实上的垄断的同时，却没有把我们自己的行政性垄断行业纳入自己的辖区之内，这实在是让“国际惯例”难以适应特殊的“中国国情”。

四、不能如此适应“中国国情”，也不能如此贯彻“国际惯例”

国际上公认的“国际惯例”是一种法律的延伸，不是某个企业的经营方法或手段，而是一种比较稳定的、公认的习惯和作法，在我国，“国际惯例”也受法律保护。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国际惯例”融入到“中国国情”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垄断行业把那些扩大公共服务的、维护公民权利性的、维护社会公正等现代政府职能性的“国际惯例”都以不适合“中国国情”为由，将其拒之于国门之外。而对另一些“国际惯例”却情有独钟，并很快成为他们横行霸道、独占市场、以大欺小、盘剥消费者的工具。

前一阶段，运输行业的家属，乘交通工具免费，电力行业的家属使用电免费的风波，最后官方权威的解释是“国际惯例”；2006年 4月下旬，北京银行业协会代表在京的17家中资银行宣布，全市的储蓄所在“五一”期间倒班歇业，与国际惯例接轨；许多地方的银行宣布，将按“国际惯例”对住房贷款中提前还贷的“违约”行为做“惩罚”，收取一定比例的违约金；新近出台《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第9章29条规定：“饭店可以谢绝客人自带酒水和食品进入餐厅、酒吧、舞厅等场所享用。”

我们不知这些“国际惯例”源自何处，也不知行政性垄断行业要与哪个“国际惯例”接轨。如果你找遍世界各地，也找不到这样别出心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经典之作。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凡是能借此提价、涨价或获得其它利益的“国际惯例”都运用得炉火纯青，如果需要，就是没有现成“国际惯例”，临时创造出“惯例”也要大干快上。“中国国情”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只要你不到国外影响别人，外国人就奈何不了，但“国际惯例”就不同了，你既然来到中国，既要适应并服务于“中国国情”，就要因“中国国情”的变化而变化。

在对待“中国国情”和运用“国际惯例”上的双重标准，既是文化的传统，也是传统文化给现代中国人烙下的印记。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把教化国人遵循“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取财有道”为己任。这里的“道”恐怕就是指被人们公认的、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的道德规则，是人们保持自律和捍卫诚信的“法”条。但是，在当代中国的君子可不是“梁上君子”，而是就有法定意义上“正人君子”，他们所遵循的“道”也不是歪门邪道，而是具有“法律”意义上的“黑白两道”（国际惯例和中国国情）。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又强调“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就是说，当老百姓认可“国际惯例”与“中国国情”，把它当成自己的生活坐标和评价国事的标准，但因信息不对称，弄不明白所谓“国际惯例”与“中国国情”的真实面目的时候，占有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一方，就可以利用垄断的话语优势，掩盖事实真相，然后对准老百姓的脑瓜子、钱袋子、饭碗子尽力忽悠。如此，才能做到充分适应“中国国情”，彻底落实“国际惯例”的战略方针。   

同样的“中国国情”，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异化出不一样的政府行为和不同的市场效应，而不一样的“国际惯例”，哪怕是凭空虚构的“国际惯例”，在中国却有相同的、牟取暴利的功利性效果。

作者：丁言  
文章来源： 光明观察 刊发时间：2006-8-2 

一个正在被边缘化的城市群体

2006年的“两会”期间，在推进“十一五规划”和“新农村建设”两大发展主题的同时，不少代表委员也非常关注“城市贫困”的话题。那么，“城市贫困”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其现状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城市贫困”是我们改革中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吗？等等。就这些问题，记者于3月下旬对河北省的一些企业和相关部门进行了调查。

“行业贫困”凸显“职工贫困”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进入改革攻坚阶段的10多来，如果细心观察就会发现无论是一般的山区、县城还是繁华的大都市，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是：凡是垄断程度越高的行业，贫困化程度越小，几乎就没有：如石油、电力、烟草、金融、保险、电信等，多数除国家政策调控的行业，如煤炭、钢铁等以外，市场开放程度高的行业，贫困化程度也高；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是，“行业贫困”凸现“城市贫困”。

河北的行业贫困，最突出的是纺织、轻工、陶瓷、国防以及原属于经贸系统的商业、粮食、供销等行业。如河北的纺织行业：有石家庄、保定、邯郸三大全国著名的纺织基地，最辉煌时全省的纺织工人有20多万，全国排第六位，后来搞限产、压锭、减员增效，到企业改制后，职工整体减少三分之一还多，石家庄市的纺织职工由过去的11万人减少到五、六万人，减员近一半。

纺织行业的“贫困现状”如何呢？记者到保定市毛纺厂（现已更名为保定天翔集团）进行采访。

毛纺厂始建于1974年，主要产品是精纺和呢绒。全厂职工近3000人，是国家的大型二类企业。效益最好的1990年代初期，产值1个多亿，利润1000多万，曾经是河北省的利税大户，现在，这些昔日的辉煌都已成为历史。记者来到企业看到的是厂区内摇曳的杂草和昏暗的办公楼，接待记者的厂负责同志也感到非常无奈：从2003年底开始，企业基本上就不能正常生产了，只有一个车间搞来料加工，每月能拿到五六百元工资。全厂近3000人中，有960退休修；其余1900多人中，300维持生产；300人被整体安排到一家超市；300人办了停薪留职；剩余的还有200多人办理内退，每月300元生活费；其余大部分自谋职业，待岗期间发150元生活费。

谈到企业的发展，这位负责同志也是一脸愁容：企业负债2.2亿元，还欠职工保障基金、养老保险1000多万，失业保险300多万，工伤保险60多万，欠地方生产、生活类资金、税金1000多万，供暖150万，水费600万，以及2004年改制前应报销的职工医疗费500万。这几项内外债累计高达2.5亿元，这一沉重的“包袱”，对企业的转产、恢复生产等造成严重影响。目前企业几千名职工的正常生活，从企业来讲，全靠出租场地的每年100多万租金来维持。

位于河北省南部的峰峰矿区的邯郸玉源瓷业的职工贫困状况更加严重。由于这里资源丰富，煤炭、水泥、陶瓷成为这里的主要产业。陶瓷行业，因这几年原材料涨价，产品价格难以提高，导致整个行业利润大幅下降，只能是保本微利生产。自2006年春节至今，只有一分厂的五六百人上班，其它全部停产，4000多名职工一直放假。今年职工放假期间，厂里规定每人每月发生活费156元，因为厂里没钱，至今职工一分钱也没领到。

至2005年底，整个峰峰矿区有各类企业1000多家，其中区属国有、集体企业161家。近年来，由于资源枯竭、体制束缚等导致一大批企业停产、半停产或倒闭，致使大量职工下岗。

小企业职工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河北省对中小企业的改制是从1996年开始的。1996年初，河北省人民政府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放开放活国有中小企业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中提出了包括工业、建筑、交通、商贸、粮食、供销等行业在内的小型国有企业，并具体规定了放活的18种形式，包括涉及产权流动重组的10种方式（如股份制改造、合并、组建集团、退二进三、拍卖、破产等），不涉及产权流动的重组的8种（如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托管等）。时隔一年后，1997年6月28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又批转《省经贸委关于放开放活城镇集体企业的意见》，要求城镇集体企业参照对国有小企业放开放活的18种形式对企业转制。当时的文件要求对转制和破产企业分流下来的职工采取培训、低保等方式给予安排，对自谋职业的职工按照企业职工上年平均工资收入的3倍发放一次性安置费，不再保留企业职工身份

这些政策执行得怎么样？记者在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经编实业有限公司了解到，这家2004年在原公司破产以后新成立的公司现有职工1080人，其中退休的700多人，其余300余人中干部94人、工人228人。由于这家企业没有自己的产品品牌，这两年来主要是靠来料加工，干干停停，有活干时每月能拿500元左右的工资，待岗时每月发284元，全厂在2005年人均年收入3136元，今年上班的管理人员每人每月只有290元的工资，这种状态还是主要靠原厂土地置换的收入来维持的，也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由于企业地处市中心地带，根据市政府的建议，企业把现厂地卖掉，重新选址搬迁，这样可以有一笔不菲的收入。但因为企业现在拿不出资金搬迁，新厂建不起来旧厂就没法卖出去。

以石家庄市为例，该市轻工系统（不包括县）有停产半停产的企业14家，涉及到6000多职工，多数是市属集体企业。过去以“满负荷工作法”闻名全国的市第一塑料厂，自1998开始停产以来，一直未能启动生产，企业原有的40多亩地都卖了出去，还欠银行1000多万。企业现在仍有在册职工200多人，有的吃低保，有的干了别的工作，生活也很困难。

这些市属的小型企业转制以后，虽然工资收入减少了，但毕竟还有人在管。与此相比，那些区、县的如商贸、粮食、供销等部门的企业转制以后，被分流的职工难以得到培训，而且由于当时的客观原因所致，重新就业的机会较少，低保工作跟不上，多数是“两不找”。有的职工到了退休年龄后，因企业欠缴养老金难以办理正式的退休手续，只好个人缴纳才能办理，这对于没有收入保障的原国有职工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像这类停产半停产或已改制的小型企业，由于规模小，人员少，对当地的社会稳定构不成“影响”，再加上历史上形成的企业负债、资产处置、人员安置、政策限制等多种原因，是为数不少的小企业及进入不了依法破产的程序，又难以转产或恢复生产，有的一搁置就是几年、十几年。记者采访时看到位于保定市繁华的天威路两侧的玻璃总厂、液压件厂、第二造纸厂等，厂区围墙低矮，厂房破败，在周边崭新建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另类”。企业已长时间的被社会“遗忘”，那些依靠企业生存的职工们是否也有着与企业一样的命运呢？

让贫困者也能有尊严的生活

采访中记者感受最深的是：一个人一旦沦为城市贫困群体，其心理上承受压力最大的是难以在社会上有尊严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有别于其他正常的群体，要靠“帮扶”、“靠救助”。这些语汇无论怎样表述，在贫困者看来，都是在给自己“施舍”，“施舍”的生活哪还有尊严！

保定毛纺（原销售部经理）王保兴，99年因病内退，一家三代五口，住在一套50多平米的房子里，老两口住了一间卧室，离婚的女儿和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双胞胎）在另一个房间里，双层床几乎占据了一半的空间。但几年前老王不幸得了脑血栓，看病花了不少钱，现在生活基本能自理但还需长期服药，现厂里每月支持老王600元；女儿也在毛纺厂，已下岗，现在主要靠给别人做家政挣些微薄收入。提到两个外孙上学的问题，在这个都在为孩子上学择校的时代，王保兴的老伴很实际：哪个学校花钱少就上哪个学校。

峰峰矿区金日艺陶瓷陶瓷有限公司的职工薛晓利，1981年参加工作，2004年10月其丈夫因病去世，给这个年轻女工的家庭留下一个17岁的上高二的儿子和因治病欠下的9万元的债务，她每月工资是400元。采访中，薛晓利算了一笔帐，不包括还债，现在每月生活费加上孩子上学的各种费用500元都不够，要靠亲属接济也很困难，因为她的亲属当中，大多都在陶瓷行业，收入低的可怜。

记者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即在纺织和陶瓷这样的行业，由于建厂都比较早，一家两代和三代在同一单位的特别多，在行业效益不好的情况下，工资十分微薄，一个家庭遇到困难，很难在亲属之间得到互相帮助，也极易产生贫困的代际转移。

城市贫困职工的居住条件，都明显的落后于同一城市的其它群体，采访过的保定毛纺厂和峰峰玉源瓷业，都是有着几千职工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由于长期效益低下，职工住房非常困难，大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的住宅，面积每户40-50平米左右；部分职工居住在十一、二平米的平房里，合用厕所和厨房；对于那些连平房也住不上的职工，自己租房，邯郸金日艺公司的标准是，企业报销50元房租，单职工减半。如果在一个城市里，每月50元的租金，能租到什么样的房子？

后记：2005年河北省河北省全年共发放社会保障金6，2亿元，用于保障971万名城市贫困贫困居民的生活，971万占河北省6808万人的14，3%。其中省总工会掌握的特困职工数字为5万多人。当然，对于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国家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仅低保资金2005年全国就支付了112.6亿元，作为低收入群体的最后一道防线，最低生活保障几乎覆盖了因下岗、失业、伤残、退休而导致生活困难得所有城镇居民。河北省的劳动、工会等部门在对下岗失业职工的培训，就业等方面建立了许多相应的组织和制度，对贫困群体的医疗、上学、住房、取暖等方面都制定了具体措施。记者了解到：相当一部分特困家庭每年所享受到的救助资金或减免的费用，累计有数千元、甚至近万元，极大缓解了贫困群体的生活压力。今年1月9日，河北省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对贫困群体的扶持措施。

需要我们思考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国有企业改革攻坚算起，到现在已10多年了，“下岗”也罢，“失业”也罢，由于各种原因，“城市贫困”成了河北在推进市场化改革中一难以承受之“重”。现在，“下岗”的称谓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使用，至少从已有的城市贫困群体看，“下岗”职工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样的改革代价还要付出多久？对城市贫困，“帮扶”固然重要，为“贫困者”有尊严的生活创造条件固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应当考虑如何从减少城市贫困的政策、体制上解决根源性的问题，让更多的人享受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成果。


作者：李季平 兰云
文章来源：中国改革2006年第6期     光明观察刊发时间： 2006-8-3 

劣币·眼球·章子怡
 
英国商人、金融家托马斯格雷沙姆（15191579）是伦敦证券交易所创办人，他被称作“证券之父”。格雷沙姆提出的最著名的理论就是“格雷沙姆法则”，也就是“劣币逐良币”法则（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说的是“劣币”会把“良币”挤出流通的经济法则。例如，一个国家开始发行的是面值是1元的银币，过了两年又发行同样面值的铜币，这两种同样面值的货币同时流通。这时，你会把手头的银币花出去吗？如果你是个思维正常的人，肯定不会。你设法把铜币找给别人，把拿到手的银币存起来。为什么这样？因为银子比铜贵呀，把银币收藏起来等日后可以卖高于面值的价钱。很快，银币就退出了流通，市面上流通的都是铜币。

这一法则揭示的哲理是：流行的并不见得是好东西，好东西并不一定会流行起来，这正好和达尔文的“优胜劣汰”法则相逆。

在社会生活中，不乏“劣币逐良币”的例子。盗版屡禁不止，是因为“盗版”和“正版”具有同等的价值，而价格相差甚远，所以，人们当然愿意用正版几分之一，甚至是几十分之一、几百分之一的价格买“盗版”，最后“盗版”会把“正版”逐出市场。腐败屡禁不止，是因为“贪官”和“清官”都是“人民的公仆”，受到国家的高俸厚禄，不贪污受贿就浪费了权力“资源”，于是就腐败开来，一旦腐败成了气候，廉洁就要退出官场，因为清官会被贪官当作“异教徒”排挤出去，因为贪官怕清官知道他们的腐败内幕去揭发举报，这和“劣币逐良币”的原理是一样的。乘坐公共汽车也是这样。我刚回到国内乘公共汽车，往往等一个多小时、过去五辆车也没上去。在国外习惯守秩序，等车的人不管多少，大家都在那里排队，车来了安静上车，彼此身体绝对不能接触。在国内就不行了，开始我很守秩序，耐着性子，心里抱怨着那些不守秩序的人，可你不挤再等十辆也上不去，最后我也鼓足勇气，闭着眼，憋足劲挤上了车。就这样，守秩序的人就被淘汰了，要么你别上车，要么你也不守秩序。

现在的文章也存在“劣币逐良币”现象。十多年了，国内流行的当代小说我一本没看，因为一次看了一个大作家的畅销书把我恶心的够戗，现在想来还影响食欲。那本书里就是把一些“黄段子”堆砌在一起，其中不少我小的时候晚上乘凉听大坏男孩们讲过。不知是作者还是编辑的主意，但肯定是故弄玄虚，在里面成页成页地印方框，著上“此处删除XXX字”，着实另人作呕。现在的报纸、杂志、网站，简直就成了屠宰场，“美眉”、“美胸”、“美乳”、“美腿”、“美臀”、“做爱”、“高潮”、“快感”等字眼在“吸引眼球”。这是我第一次用“吸引眼球”这个词，因为要说“劣币”我才引用的。学过英语的人都知道，“吸引眼球”是从英文的attract eye-balls直译来的，中文有个成语“引人注目”和attract eye-balls的意思完全吻合，为什么现在媒体很少看到“引人注目”这个词，到处都是“吸引眼球”，好像到了解剖室。这就是说，“劣质汉语”把“优质汉语”逐步逐出媒体了。正如1969年美国副总统斯皮罗西奥多阿格纽引用“格雷沙姆法则”批评新闻媒体时所说：“热衷传播坏消息，让坏消息把好消息排挤出去；不合理的比合理的更受大家欢迎；赞成敌不过异议。”

在网络媒体突飞猛进的今天，人们可方便的在网络上发表文章。不管是论坛，还是博客，一些人总盯住自己的点击数上，看到谁的点击上百万、上千万，心里好是羡慕。其实大可不必。根据“格雷沙姆法则”点击高的博客或文章也未必是好博客、好文章；点击少的也未必就不好。不知道“格雷沙姆法则”的可以用“流行”来解释这个现象。少女把头发染成了绿色，回到家里父亲说这不好，把女儿训斥了一顿，少女说：“老爸真是老古董，不好怎么会这么流行？！”父亲说：“感冒流行，也好吗？”

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脚踏实地，需要耐力与恒心。做人更应该有自己的准则，有个一生的中心，决不能做“墙头上的芦苇”。那些总想着“吸引眼球”的人也许一夜之间成了这“星”那“超”的，但毕竟缺乏生活的体验，缺乏文化的沉淀，缺乏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那些人只不过是过眼烟云。但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争论，其实从一开始就是基于一个错位的“标准”，前段时间媒体来了个“孔子PK章子怡”，最后硬是章子怡胜出。这简直是一处荒唐的闹剧，竟然还有个名牌大学的教授出来像拳击场上的裁判一样，把章子怡的手高高举起，裁定说：“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中国文化才会有未来。”让孔子和章子怡比赛，这无异于让一只青蛙和一只麻雀比赛，根本不是一个类别，是不能放在一起比的。非要让它们来个比赛，是比游泳呢还是比飞翔？

所以，我们不要被媒体忽悠得晕了头，那些点击出来的“超女”、“好男”并不见得是“良币”，那些默默无闻、塌实工作的人也并不一定是“劣币”，一个人只要凭着良心做人，认认真真做事，那就是一个好公民。

 
作者：    刘植荣

文章来源：光明观察 刊发时间：2006-6-3

　　日前笔者的《买80架波音只为一顿午餐？--- 胡哥请留步！》并没有得到北京的足够重视，文中明指当前的美国国内政治气候不适合于中国领 导人出访，162亿美元的大礼要是搁在新奥尔良的那场大洪水送，布什早会感动的泪流满面。可今天在参议员舒默、格雷厄姆等的压力下，在国会中期选举的作秀浪潮中，胡哥成了华府朝野内外出气的对象和戏耍的玩物。

　　与东方文化不同，美国是一个信仰实力的国家。它从不要求别人道歉，必要时它倒可以为自己的霸道而对别人来一句绅士风度般的“道歉”。这并不是它愧疚地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而是遵照它的一贯国策，即前总统佛兰克林.罗斯福的名言:“说话要和气，但是，手中要有大棒!”

　　从一开始美国不给北京领 导人的国事访问就可以看出华盛顿的用意, 双手奉上162亿美元的大礼后吴仪这个铁娘子也被对手气的拍了桌子、动了感情。胡哥过分相信在中国盛行的红包的威力，首站波音、微软，美元外交，商路开道，以商通政，外交思路极为鲜明。当中美领导人相会在白宫时，布什又一次和气地向胡哥道了歉：“我对发生此事表示歉意”。请问布什总统：你到底为哪个“此事”而“表示歉意”？！

　　是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领袖在送上162亿美元的大礼后仍然没能得到菲律宾总统、印度尼西亚总统、印度总理所得到“国事访问”的接待而“表示歉意”吗？ 显然不是。是为在通向白宫的宾夕法尼亚州大道两旁忘了像往常一样插上客方国旗而“表示歉意”吗？ 显然不是。是为在白宫司仪宣布演奏中国国歌时说成是“中华民国国歌”而“表示歉意”吗？ 显然不是。是为中国国家元首在阅兵式上没有红地毯（这种待遇连外国总理级的都可享用，温总理也有过）而“表示歉意”吗？ 显然不是。是为在白宫南草坪上的欢迎式上对中国国家元首的粗鲁的拉扯动作而“表示歉意”吗？ 显然不是。是为在欢迎式上对中国国家元首的“欢迎词”里充满着敌视、挑衅而“表示歉意”吗？ 显然不是。是在白宫的会谈中给中国国家元首的下达的释放6名在押罪犯的命令而“表示歉意”吗？ 显然不是。是为在议员们在中国国家元首来访时发表充满敌意的文章《胡的来访不值得庆贺》而“表示歉意”吗？ 显然不是。是为在7月份就要伙同日本向中国钓鱼岛炮击而拒绝讨论此事而“表示歉意”吗？ 更不是！

　　就算是为在白宫欢迎仪式上闹场的王@文&怡“闹场”的道歉也有点难以接受吧？！当时胡#锦@涛讲话时，她大声以中文呼喊“法&轮@大#法%好”、“共#产@党&是$骗#子@党”等口号，还以英语喊道：“布什总统，阻止他迫#害@法%轮#功！阻止他杀人！”叫喊长达两分十秒钟。且不说布什和美国保安人员在这长达两分十秒钟内是如何幸灾乐祸地看热闹，就以她的历史竟可以拿到白宫的这次采访的临时通行证就足以让人震惊了。因为这不是王@文&怡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向中国领@导人“闹场”。二○○一年六月，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马尔他时，王&文@怡突破安全人员防线，走到江的跟前自我介绍，并要江“停止迫#害@法%轮#功”。当时安全人员立刻把她驱离，不料江反倒把她叫住，大声说道：“法%轮#功&学%员是自我迫害。”一位中国记者回忆，去年九月布什与胡#锦@涛在纽约会谈时，王@文&怡也曾试图闹场。很明显，白宫是借别人之嘴来羞辱中国国 家领 导人，让中国蒙羞，让世界华人丢脸。。。岂是一个猫哭老鼠的假“道歉”所能敷衍过去的？！

　　当年晏子使楚，楚人嘲笑晏子矮小丑陋，要引着晏子从城门旁边的小门进城。晏子说：“出使到狗国，才从狗门进；今天我出使来到楚国，不应当从这种门进。”迎接他的人只好改道领他从大门进去。今天胡哥面对此景而失态，原来正脱稿而即兴作答的大脑也被搅晕，只得掏出讲稿照本宣科。其实要是胡哥有晏子使楚或舌战群儒的气魄，只需对布什说：“你那位请来的客人已经等不及了，你是不是也打算为她鸣21响礼炮？！” 总之，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胡哥只有紧紧地依靠中国的广大草根阶层的人民群众，团结一切愿意与中国友好的各国友人，结成最广泛的“和平与发展”阵营。这样在和新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才能占上风，而用“绝不与美国为敌，绝不让美国难堪”的庄严承诺和两个弱女子的女性魅力来软化对方的锋芒既会失去过去的朋友，也难以满足对方越来越大的胃口，绝非是能保障中国“和平崛起”的长久之计。

作者：潘宏斌 (注：作者为在北美的中国学者。)

文章来源：联合早报网  [1046]　刊发时间2006-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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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80架波音只为一顿午餐？--- 胡哥请留步！ 
 

　　一、佐利克的北京之行

　　今年1月24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抵达北京访问。佐利克此次访华行程主要有两大任务，讨论伊朗及朝鲜核问题，以及缓和中日关系。就胡哥四月份访美一事，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记者会上并没有象去年8月份时那样强调“胡#锦@涛的美国之行是‘国事访问‘”，这无疑预示了这么一个事实，既：直到今天为止，中美之间在伊核问题、朝核问题这两大核心问题上“没有谈妥”。

　　其实佐利克在来北京之前是先去了东京。东京为了在中日争端中得到美国的支持，早就备好了“丰富的大礼”，其中既有日本人主动提出的 “将日美军事同盟扩展到全球”的建议；也有日本准备年内对《周边事态法》进行修改，清晰地界定“台湾有事”属于日本“周边事态”以及“有事体制”的适用范围。特别是，小泉纯一郎还不顾日本自己在伊朗的庞大经济利益，不顾日本经济界、甚至日本右翼某些势力的烈反对、投布什所好地、公开声称支持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从而公开地站在“美国的队伍”中。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乃是日本政府近来对付中国的一惯作风（就像中俄油管安大线事件）。

　　外界一致预测：胡#锦@涛正式访美之前，在这些核心问题上、中美很可能呈现出更加激烈的交锋。

　　果不出所料，台湾陈水扁于2月27日下午召开“国安高层会议”，会后宣布终止“国家统一委员会”运作，终止“国家统一纲领”适用。需要注意，阿扁用的是“终止”而非此前所用“废除”。不过，这样的文字游戏已经没有任何意义，陈水扁在两岸关系上一贯奉行的所谓“切香肠”策略已经得逞，离正式独立只有一步之遥！

　　与此同时，日本也在已经相对平静的东海海域问题上表现出强硬立场，强迫中国接受“中间线”。日方自认为，挑起东海问题，能够加大日本今后与中国谈判的筹码，这也是日本对中国极力阻止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恼怒。日方通过授权飞机可以向包括在中国领海内的东海油田“开火”来表现出强硬姿态，显示出同中国对抗的决心。这除了与东海油气田的丰富海洋资源的现实经济利益有关，也与该国的右翼势力和美国的幕后动作不无关系。

　　二、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

　　3月20日，美国参议员舒默、格雷厄姆、科本抵达北京访问。 舒默和格雷厄姆因为提出了“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而在中美经贸界名声大噪。他们的提案直指中国“操纵汇率”，要求“如果中国不改变其人民币汇率制度，就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27.5%的关税”，这一提案后来被称为“汇率报复案”。

　　舒默在美国出发前表示，此行将向中国政府进一步说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严重性，并且要求中国政府改变自己的汇率制度。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上周曾经警告说，美国国会里关于贸易和货币问题的愤怒正在加剧。舒默和格雷厄姆两年来一直在国会宣扬这些问题的根由全在中国“操纵货币”，舒默说，“说中国没有操纵货币，就好像说天不是蓝的一样。”他认为，汇率问题使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被低估了30%。

　　3月17日就在胡哥即将访问美国之际，北京撤销了《纽约时报》新闻助理赵@岩的所有罪名，赵将在几天之内获释。2004年中共四中全会前，美国《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披露了江#泽@民在北京西区一次高 层 会议上声称要辞去中 共 军 委主 席职务，以及江患咽喉癌的消息。并且表示消息来源是北京的消息灵通人士。9月17日，中 共安全当局逮捕了当年5月开始为美国《纽约时报》工作的赵@岩，罪名是涉嫌非法向境外泄露国家机密。赵@岩随被指控，并面临10年监禁的判决。

　　再看汇率方面，这几天的汇价之升让人侧目，实际上，一个月里，从8.05到04，再到03，这一密度是罕见的。数字一点一点地向8逼近，央行则许以宽容的沉默。胡#锦@涛4月份对美国的访问使热钱再次盯上人民币。照目前的速度，三周后就会击穿8.00元。1：8.00是一个心理关口，也是一个政治关口，尤其对于美国府院的舒默们是一剂开味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何况，今年年底人民币看到7.85前后是香港的人民币的远期合约预期到的，也与大批外国投行的预测不谋而合。若真能如愿，又不知多少国人的血汗留进了国际金融投机家的口袋里去了。

　　昨天，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对伊朗问题都作了让步，达成协议。虽然给了伊朗30天的缓冲期，虽然没有授予任何国家对伊朗使用武力。但美国完全可绕开联合国，按照国内的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对伊朗使用武力，这就如同当年在伊拉克那样。

　　 很多不关心经济的人会问：为什么大家都盯着汇率？

　　三、另一个战场：经济战！

　　70年代末，美国垄断资本暗中操纵的国际经济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世界很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等，在华盛顿开会达成了一系列共识，抛弃了二战后西方黄金时期的成功经验，主张推行完全相反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向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推荐。西方发达国家的进攻矛头，首先指向了与发达国家关系极其密切的、有美国后院之称的拉美国家。

　　70年代，美国银行以提供低息贷款为诱饵，引诱拉丁美洲国家大量举借外债，但是，西方贷款都附加了市场浮动利率条款。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骤然大幅度提高了利率，拉美国家纷纷因无法偿还外债而陷入危机。国际货币基金利用外债危机趁火打劫，拉美国家迫于外来压力，迫接受了丧失主权的各种苛刻条件。其恶果是80年代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普遍陷入‘停滞’，美国鼓吹的非国有化结果变成了外国化；1980－1989年间，拉美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下降幅度最多的竟为37%。

　　8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强迫日本推行金融自由化．全球化，放弃战后成功的日本政府干预政策……随着泡沫经济的发展，日本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疯狂暴涨，从1970年的每平方米6000美元，猛涨至1991年的每平方米62000美元，上涨幅度高达10倍之多，创下世界前所未闻的记录。80年代末，日本政府感觉到泡沫经济的威胁，决定采取措施遏制泡沫投机，但已经为时太晚了。日本经济因泡沫盛极而衰陷入了灾难，银行账目上已积累了大量的坏债，房地产市场失去了资金支持，从此陷入长期萧条之中。

　　90年代叶利钦崇拜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天真地认为只要全面效仿了西方的经济模式，就能尽快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美国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趁机推荐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作为顾问，并且以提供附加了各种条件的贷款为诱饵，直接干预了俄罗斯推行激进经济改革的过程，天真的俄罗斯人没有料到，‘短期阵痛’已经持续了近10年，不仅没有从‘休克’中恢复，而且还陷入了新的严重金融危机，至今仍是茫茫苦海望不到头。

　　韩国长期推行政府指导下的市场经济，数十年来获高速发展而从未发生过外债危机，但是，近年来为了加入必达国家的经济合作组织，被迫接受了西方提出的种种苛刻条件，推行了国际货币基金倡导的金融自由化，放松了政府对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监督管制，1997年终于爆发了严重的国际支付危机，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规定的苛刻条件，国内众多银行和企业集团纷纷倒闭，大约一半以上的私人小企业陷入破产。国际货币基金还强迫韩国修改劳工法，要求资方享有充分的解雇工人的自由，还规定一年内韩国企业至少裁员100万人，1998年社会失业人数猛增加到150多万人，还有300万每周仅能工作两日的半失业人口，进一步加深了市场萎缩和企业困难。

　　。。。。。。

　　四、胡哥的华盛顿之行背景

　　虽然中国的经济基本上被外企所控制，但金融还掌握在自己手里。目前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如要享受中资银行的业务范围，入股总比例不能超过25%，单个外资不能超过20%。但今年年底，中国将全面向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目前外资入股中资银行虽受到比例限制，但随着年底中国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其业务经营范围的自由度将不再有约束力。

　　这将意味着：如果中国坚守不住汇率的底线，中国很有可能是下一个被宰的糕羊！

　　美国总统布什3月29日表示，在4月20日与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会谈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就允许中国更多的政治和宗教自由向胡#锦@涛施压。布什说，他还会敦促中国领导人使用更加公平的贸易做法，尊重美国的知识版权布什当天在美国独立的支持民主的团体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发表演讲，在谈到胡#锦@涛即将访问华盛顿时强调说：“我将会继续提醒他，我们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关系，我们希望他不要惧怕一个自由的社会，就象他正担心的一个自由市场并没有出现那样” 他还表示，他从未犹豫过与胡#锦@涛谈论他和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会面一事。

　　布什还表示，在与胡#锦@涛会面时还会就美国所关心的经济问题向中国领导人施压。布什说：“当然，我会明确地向胡主@席指出，我们的关系在许多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诸如在经济方面，我们期待中国能公平地对待我们。”布什在演讲结束后回答提问时，就目前的美中关系发表了评论。布什敦促中国对美国开放农业市场，解除对进口美国牛肉的限制，同时还要求中国开放服务业。

　　“我们还期望中国能加强对知识版权的保护。我们也相信我们生产非常好的粮食，也生产很好的牛肉，中国对我们的农业产品开放他们的市场，可能也符合他们的利益，”布什说。布什在谈到美国的制造业时指出，“我们期待(中国)能公平地对待美国的制造业。我们不认为政府的工业补贴，是给国有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优势

　　报导说，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当天则透露，胡#锦@涛的到访可能会影响到美国是否会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名官员表示，在美国财政部下个月向国会递交的汇率报告中，是否把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还要看胡#锦@涛访美的结果。

　　因国会中期选举在即，议员们谁也不肯放过这个难得的政治作秀的机会，争先恐后地要向中国“呛”声，以迎合选民的胃口。此时此刻，胡哥难保不像一只待宰的糕羊，去忍受那些不怀好意的数落。。。

　　五、胡哥请留步

　　贸易强国是近代历史以来的铁的定律。从西班牙、葡萄牙到大英帝国的崛起都是这一原则的应用。尽管军事力量也一直是一个国家近代性的标志，但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的支持，国家力量无以为继。前苏联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其实单纯贸易是不能强国的. 回想一下英国一开始是如何跟中国作生意的: 利用殖民地的劳力种植鸦片, 然后在炮舰的威胁下将鸦片卖给中国. 这样的贸易才会强国. 这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但这个例子包含了使西方强国的贸易的两大特点:第一, 出卖的东西是低成本, 低劳动, 但却是高售价. 第二, 强大的军事力量保护其商业利益. 事实上, 西方的对外贸易至今仍保持这两个特点. 鸦片不用了, 但产品仍然是低成本,低劳动,高售价. 高科技在保持这个特点中有一定作用. 但更重要的是宣传. 第三, 美国以强大的军事力量维持着美元做为世界货币的地位，把持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常常用不费枪弹的经济战轻易地将对手击垮而获暴利。

　　从上可以看出，强国必须是以军事、外交和贸易三头并进方可成功。强大的军事力量不仅能保国安民，更是在外交上的重大筹码，保证贸易的公正和利益。而我们今天的军费还不到公款吃喝、公款购车、公款出国的四分之一，难怪我们面对各方的挑衅只能忍气吞声，束手无策！

　　记得1999年3月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美国是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发动这场战争的。它一方面认为俄罗斯深陷其“休克”中无力对抗，另一方面却不能肯定中国会采取何种对策，所以才有最初的“不完全轰炸”以试探中俄反应。在这样一盘可以说并非十分诡秘莫测的博弈中，如果中国俄罗斯都采取真正“战略合作伙伴”的立场紧密合作，迫使“北约”蒙羞息兵并接受中俄联合解决方案并不是不可能的。那样的结果必将大大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沉重打击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对推动世界多极化秩序具有难以估量的巨大效力。

　　但遗憾的是中国的总理这时竟跑到美国，献上一份厚厚的大礼，说：“我来这里是让美国消气的” 。此言一出，立即令海外华人颜面皆无，更得到国内人士的攻击，称之为“消气外交”。美国立刻得出的结论是现在的中国人不过如此！所以美国反而一面一反此前已经明显软化的态度更加强硬地在世贸问题上对我们漫天要价，百般勒索，一面大大升级了对南联盟的狂轰烂炸，视中国为无物！而俄罗斯在此时顿觉中国人是根本靠不住投机商，才改变其开始时的强硬态度转而与北约“合作”，此后再也没有人认为中国是一个靠的住的朋友！

　　今天历史又回到了这一天，我们在安理会上又没有全力保护与我们经济紧密的伊朗，我们将失去的是整个伊斯兰国家的信任，其政治损失怕是难以用钱衡量。这次出访除了购买外界传说的80架波音客机，我们还不知还要向华盛顿输多少血、付多少政治代价。。。由于不是“国事访问”，按惯例双方不会发表政策性文件，说白了除了能在白宫吃顿汉堡包这样的“工作午餐”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还要白白送给美国那些要在电视上作秀的国会议员们一个攻击中国、羞辱中国领导人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大声疾呼：胡哥请留步！华盛顿之行不可去，还不如留在家里去钓鱼！

来源： 作者 潘宏斌     联合早报网[1029] (2006-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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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荣辱观的倒错

笔者在25年前曾在监狱看管犯人。有关政策规定：犯人逃跑要制止，如果犯人爬到围墙上，哨兵及时开枪把他打死在围墙外，或被抓回来，这个哨兵就可以立功。我的副班长就是这么立功的。我好羡慕，总想有这么个立功的机会。一年刚立冬不久，一天晚上我上凌晨2点到4点的岗，在岗楼上，忽然看到监狱院子围墙下面有个黑乎乎的东西动弹。那时监狱的条件不好，围墙上的灯泡没有亮的。我以为是个要逃跑的犯人，就把子弹上堂，瞄准那个黑乎乎的东西。心里好紧张，总希望他快点爬围墙逃跑，好给我开枪立功的机会；又跑他跑上围墙，我枪法不准打不中，那可就要受处分了。就这样，我和那个黑乎乎的东西“对峙”了20多分钟，带班员拿着手电来了，一照，原来是头驴，是下午老农赶驴车给监狱里的食堂送菜来，晚了没回去，就把驴拴在那里了。

当时年轻不多考虑此事，现在想起来觉得一些政策很可笑，为什么不鼓励哨兵严密监视，不让犯人有跑的机会，那样不是更安全吗？为什么要到犯人爬到围墙上开枪才立功，在院子里制止不是更保险吗？等犯人爬到围墙上，万一打不死，不就跑掉了？这种政策实际上就是把荣誉建立在过失的基础上。过失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就转化成了荣誉。读者不要觉得这种逻辑可笑，现在有不少人，什么这大腕、那教父的也在做这样的事情，一些政府部门的文件，也有这样的逻辑。请看下面的一则新闻：

2006年4月14日23时30分“千龙网”发文，标题是“千龙网等11家网站交出第一份自查自纠成绩单”。说的是认真领会李长春同志“文明办网，文明上网”的讲话精神和要求，千龙网、新浪网、搜狐网、网易网、TOM网、中华网、北青网、中国搜索网、西祠胡同网、雅虎网、和讯网11家网站交出了第一份自查自纠成绩单。各网站共关闭了200多个不良论坛，删除150万余条不良帖文。文章详细列出了各网站的“成绩”，如“千龙网按规定对本网内容进行了清查。截至13日晚12点总共关掉删除涉嫌论坛3个，涉嫌文章800篇，涉嫌图片3174张，不良贴文134条。”

看了这条新闻，感觉是我们又在抓“右派”，谁抓的多，谁的“成绩”就大，谁就光荣。

你网站查出的反动的东西、黄色的东西多，说明你平时管理不严，觉悟不高，是失职行为，如果传播开来还涉嫌犯罪，要么是侵权，要么是传播淫秽，要么是侵犯隐私，怎么现在这些和“成绩”挂上钩了？那些平时管理严格的网站可能一条反动的、黄的也查不出来，那他们就一点“成绩”也没有了？真为这些操作现代媒体的人士思维感到悲哀，为他们取得的“成绩”悲哀。

这种扭曲了的、怪异的思维在政府中很普遍。如公安部门年底总结评功评奖，标准也是看“成绩”，所谓的“成绩”就是哪个公安局抓的人多，哪个公安局就立功受奖励。所以现在有的地方警察都不到居民区了，也不搞犯罪预防了，就在办公室里喝茶、聊天、看小报养小偷呢。是呀，你穿着警察制服到社区转来转去的，还不把小偷都给吓怕了，没人敢撬门入室盗窃了，案件不就少了，这还怎么破案抓犯罪嫌疑犯？抓不到犯罪嫌疑犯，年底哪来的“成绩”？没有“成绩”，怎么立功受奖当先进？我想，现在这么多的“砍手党”、“飞车党”、“盗车党”、“明抢党”、“爆炸党”、“绑架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

现在，个别领导集体把抓出了多少贪官作为“成绩”。如果没腐败了，领导就没有“成绩”了，只有把腐败养旺，就像池塘里的鱼一样，领导想要“成绩”了，下水抓几条就有了。话说到底，这是执政能力问题。一些领导出了问题不是认真检查自己，而是左右为自己打圆场，想法设法为自己脸上贴金，把自己的失误、失职、渎职、犯罪，变个戏法就成了自己的“成绩”，成了人民的英雄。他们不以失职为耻，反以失职为荣，这不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倒错”又是什么？

人民不想看到这样的“成绩”，人民需要的是公仆们扎实地做工作，从基础抓起，从基层做起，把一些邪恶的东西扼杀在萌芽之中，给人民一个健康、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作者：刘植荣 

文章来源：光明观察    刊发时间：2006-4-17

“五一”节只剩下黄金周了吗？ 
  
多年来的GDP综合症，给我们造成了错觉，似乎“五一”节就是黄金周，就是放假，就是休息，就是旅游。请揉揉我们惺忪朦胧的眼睛，认真地想想吧：“五一”国际劳动节只剩下黄金周了吗？

为了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为了夺回正当的休息权利，美国芝加哥的20多万工人举行了大罢工。经过艰苦的流血斗争，终于在1886年5月1日，获得了胜利。如今，这20多万在天之灵，正想对我们说些什么呢？

1889年7月14日，由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召集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法国巴黎开幕。与会代表一致同意，把5月1日定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节日。如今，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们，正想对我们说些什么呢？

1890年5月1日，欧美各国的工人率先走上街头，举行庆祝集会，示威游行，从此开了先河。

1918年伊始，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在上海、苏州等地散发“五一”传单。

1920年5月1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工人走上街头举行游行集会。

新中国于1949年12月将“五一”定为法定的劳动节。

整整120年过去了，两个甲子轮回。今天，我们怎样面对先驱？

劳动者被强迫加班加点，每天要干12个小时到16个小时以上，甚至还有强迫加班30多小时的恶劣事件。劳动者的身体健康遭受严重损害，劳动者的休息权利被残酷剥夺，这样的悲惨黑幕屡被媒体揭露。今天，休息权还没有物归原主，“五一”怎能对此视而不见？

劳动者长年累月，披星戴月，吃苦耐劳，流血流汗，到头来却拿不到工薪。总理帮助讨工薪，工会帮助讨工薪，记者帮助讨工薪，律师帮助讨工薪，欠薪事件仍在发生。讨薪事业尚未成功，可是“恶意讨薪”的大棒却露了头脸，“五一”怎能对此听而不闻？

还有，劳动平等、劳动最光荣的旗帜，还在呼啦啦地迎风飘扬吗？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的理念，还有阐发心声的一席之地吗？不尊重劳动、不尊重劳动者、不尊重劳动果实，什么美好的品德，什么高尚的情操，还不都是无根的浮萍、虚伪的口号吗？“五一”怎能对此食而不味？

最后，究竟是资本创造了财富，还是劳动创造了财富？是劳动增殖了资本，还是资本养活了劳动？难道不要再一次澄清吗？当今我们的财富分配，我们的力量分布，强资本、弱劳动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难道不要好好审视吗？

 
作者：柏文学

文章来源  ：光明观察     刊发时间：2006-4-19

中国式垄断 

一、行政垄断依然特别突出

行政垄断系指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实行排他性限制而求得超经济的利益获取与独占。行政垄断常常导致制度性腐败的孳生、部门刚性利益的形成、对统一市场形成的抑制以及社会分配不公等诸多严重危害。转型时期，中国行政垄断依然特别突出并具有其自身特性。（1）政企合一。基于产业发展政企不分的管理体制，垄断利益与行政权力的结合导致极强的垄断势力。（2）垂直一体化。垄断部门对具有竞争性质的环节与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环节实施全面覆盖，并依其独占的垄断权力使引入的市场竞争者处于非公平的地位。（3）管理制度残缺。政府监管部门对垄断的监管尚缺乏足够的法律与法规依据，尚在更大程度上局限于行政管理层面。大量实践证明：其一，中国普遍性的行政垄断常发生于行政权力的集中点、双重体制的交叉点、监管环节的薄弱点、法律制度的滞后点、战略领域的特殊点以及某些资源的稀缺点；其二，当前弥漫于竞争性领域的行业性、部门性行政垄断与服务于地方利益的区域性行政垄断，不仅严重破坏了中国统一市场的形成，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与完善的严重羁绊。

除了存于自然垄断产业、具有强大外部性的公益性行业以及关系国家安全与重大国计民生的战略领域之中的必要行政垄断，中国其它普遍性的行政垄断均根源于传统计划经济与社会管理方式的残余。（1）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政府职能尚保留着大量的传统内容，政府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政府官员考评体系尚充斥着经济指标，甚至基层政府人员的衣食尚要依赖“收费”与“创收”，因此，行业、部门与地方经济常常得到行政命令的保护，不正当竞争亦常常得到行政文件的支持。（2）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政府直接或间接承担着上万个低效率、软约束的国有企业的责任，但在基于一定利益驱动与物质基础的自由市场竞争中，国有企业却往往事实上处于竞争劣势，因此，政府的强势行政权力便不断地得到直接与变相的使用。总之，在中国体制转轨进程之中，基于传统体制的残余，传统体制之中颇具根基与盘根错节的行政化与官本位权力机制及行政化垄断势力，依托逐步成长却又极不健全的市场机制，总在力求寻找与营造自身可观的生存与发展机会，亦正因如此，中国的行业、部门与区域处处弥漫与充斥着行政垄断的影子。

二、经济垄断已经开始蔓延。

经济垄断意指因生产与资本集中而形成的垄断组织对目标市场实行排他性控制与操纵而寻求垄断利润。作为市场竞争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经济垄断一方面因有碍市场竞争而降低市场效率，另一方面因导致财富过分集中而有损社会公平。尽管相较中国行政垄断而言，中国经济垄断整体发展相对稚嫩，但随着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整体推进，中国经济垄断已由初显端倪逐渐呈蔓延之势。（1）限制市场竞争。其一，市场竞争者之间在价格、产量、市场划分、销售渠道等诸多方面达成横向协议；其二，供需双方之间达成纵向协议，制造商与分销商在合同中规定再售价格、专卖协议或搭售等是其常见形式；其三，操纵招标投标，联手抵制；等等。（2）滥用经济优势。价格战是其突出表现，甚至试图以低成本的价格排挤其他竞争者而控制市场。（3）盛行企业兼并。企业通过兼并获取市场支配地位，以使其他企业难以与之对抗，而且，企业兼并而致的市场壁垒提高常使新的企业难以在短期内介入竞争。中国经济垄断如同行政垄断一样，涉及对资本、技术、劳动力与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垄断，但更普遍地直接表现为价格垄断以及对与此相关的市场交易份额的排他性控制。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进程的推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得到了逐步提高，市场竞争亦逐渐获得了生存空间，与此相伴，中国经济垄断已开始萌生并呈蔓延之势。（1）通过对资本、技术、劳动力与信息等要素的垄断及对价格与市场份额的排他性控制而寻求垄断利润，是经济组织基于利益驱动与市场竞争而天然具有的强烈冲动，中国经济垄断的萌生及其示范效益而致的经济垄断蔓延亦正是基于与此相同的内因驱动。（2）在发育相对稚嫩的中国市场经济中，具有质量、技术、营销与成本等竞争优势的经济组织更易获取市场支配地位与垄断化。另外，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与短缺、人为与政策的扶植以及恶性竞争和无序竞争均助长了中国经济垄断的滋生与蔓延。无疑，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中国经济垄断的滋生与蔓延得到了相应的内因驱动与外在支持，并已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与完善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

作者：严若森
文章来源：光明观察 刊发时间： 2006-4-21 

韩国的硬，中国的阴 

　　日本在亚洲的日子最近有点不好过，因为韩国和中国在海洋权益的争端上给日本出了大难题。韩国的硬——为了阻止日本对于有争议竹岛的勘测不惜动用武力，而且是气势汹汹对于两艘测量船动用了一艘5000吨级的巡逻舰外加18艘巡逻艇；中国则是阴，阴柔——在国家主席访美的前夕宣布了东海部分海区的禁航令，而这区域恰恰是中日有争议的，让日本实在吃了闷亏，既不能咄咄逼人的违反而又不甘心接受，只能以抗议不满这样发泄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方式处理。

　　韩国的硬，中国的阴把东亚局势带入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阶段，而这个阶段则是中国在争取主导权，显示中国力量的阶段。从大背景来看这个问题，二战后的东亚主导权一直是美国在控制，通过美日韩的同盟对于中国及朝鲜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冷战遏制。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依然是主导着东亚的格局，而且是相对容易地控制因为苏联解体中国也处于一个实力较弱的时期。但是在近几年，中国的实力大大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在增强，特别是巨大的经济联系使许多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不得不重视与中国的关系，中国要谋求自身的国家利益也必须取得区域内的发言主导权，同时美国在“911”后明显的把战略中心向中东亚洲转移，遏制防范中国的战略倾向日趋明晰，中国此时也需要有所作为，海洋的权益的争端恰恰为中国的作为提供了平台。

　　回到目前的东亚局势，谈中国力量的展现。力量的展现有多种的形式，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外交的等等。中国目前就是在经济和政治外交上展现着自己的力量。此次中国和韩国在看似偶然的时间一硬一阴的背后却是中国力量做坚实的后盾，中国外交的大智慧。韩国如何敢于如此强硬的对待日本，不是因为韩国的国力比日本强，而是有中国作幕后的支持者。中国何以以阴柔而不以强硬对待日本，也不是因为中国国力弱于日本，而是那样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中国与日本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联系，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于区域到国际的和平与稳定都负有责任，过于强硬损害中国的国家形象也为日本背后的美国主子干预东海问题制造借口。韩国则不一样，不具有如此重大的责任而且韩日之间再激烈的矛盾也会有办法化解，因为两国毕竟是美国的同盟国家，美国不会坐视不理看着自己的同盟因为激烈争端瓦解。

　　在中国方面找不到借口挑衅，在韩国方面无法硬碰硬，日本陷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于是只好去找美国调解，但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这时候已然在白宫和美国总统互吐心声了自然把日本最后的退路也给截断了。中国就如此巧妙的孤立了日本（让笔者联想到此前在香港文汇报网站发表的《冷处理中日关系》一文），超越中日关系处理中日关系，加强中美之间的交流，夯实两国的共同利益基础同时在东亚利用日本与周围国家的矛盾来孤立日本，使日本最后主动来寻求中国解决问题，把主导权控制在自己手里。

　　中国在一个适当的时机，阴柔了日本，韩国在绝好机遇硬顶了日本。这一阴一硬好似中国的阴阳太极，缓缓舒畅的却不失力道的显露中国的力量，显出中国“余怀明德不以声色示人。”的外交作风。

作者： 韩凝 暨南大学

文章来源：《联合早报网》[686]  2006-04-22

【南风窗】被误读与忽略的新加坡经验——专访蔡定剑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教授，2005年7月到10月，应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之邀做访问研究，得以对新加坡的制度亲历考查。回国后，他撰文总结考察成果，认为国内官员、学者所推崇的所谓新加坡经验其实存在很大的偏颇和误解，对人们了解新加坡产生了相当大的误导。

为此，本刊专访蔡定剑先生，请他谈谈他所了解到的新加坡经验。

令人困惑的新加坡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的中国国家领导人，都对新加坡推崇有加，大量的中国干部被送到新加坡学习考察，你作为一个法学家对新加坡的兴趣是从何时产生的？

蔡定剑（以下简称蔡）：过去我也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只能从有限的渠道了解新加坡。确实有大量中国官员去新加坡考察，但他们中大部分告诉我们的新加坡让人不可理解。这些年新加坡在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眼中是一个异数。因为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不民主，不让人民充分享有监督政府的权力，政府就必然堕落为人民的老爷，就不可能使政府廉洁勤政，建立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但新加坡却让我们无话可说：它相信权威主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没有充分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建国40年来一直由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父亲可以隔代传位给儿子；它同样很文明，没有人随地吐痰，洁净的空气，优美的环境，人民享有很好的福利，老百姓至少看上去似乎生活得很幸福。大家对新加坡都很羡慕，很多中国人都想去留学，或者以各种形式移民去那里。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很困惑，把中国变成一个大新加坡不是挺好吗？

这些问题实在想不通，所以这些年我也没有专门去考虑它，直到有了2005年这次机会真正近距离地观察新加坡。

《南》：就您的观感，我们有没有可能把中国搞成一个“大新加坡”呢？

蔡：我感觉我们确实一度很想把中国搞成一个“大新加坡”。比如中国老百姓对官员腐败非常痛恨，我们都知道新加坡政府的廉洁程度比较高，为什么呢？原因是新加坡公务员的工资水平高，他们工资水平高就用不着搞腐败了。这条经验非常容易学，要想让我们国家的公务员清廉只要给他们加工资、加福利就可以了。

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公务员确实常常加薪，但是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看出，公务员加薪和他们廉洁程度的直接关系，是因为我们加薪加得还不够多？还是这条新加坡经验不适合“中国国情”？我们现在很多人也没搞清楚。

《南》：对于新加坡的误读可能有两种，一种是所谓新加坡奇迹本身没有我们传得那么神，还有一种是新加坡确实是一个奇迹，但背后的原因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蔡：我的感受主要是后一种，新加坡确实是一个奇迹，尤其是华人社会的一个奇迹。

它良好的社会治理就不用说了，我刚到新加坡就感觉整个政府权力实在太大了，掌握的经济资源非常多，比如在街头我看到很多漂亮的小区，就问这是谁盖的房子？他们告诉我居然大多数都是政府盖的。这些他们叫“组屋”，是给普通收入水平的居民提供的一种低价商品房，而且由政府来分配。大家都知道住房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在不同的地段，不同的朝向，不同的建筑材料使用水平，价格差别很大。我本能地想到，新加坡的政府官员，会不会在最好的黄金地段，用最好的材料盖一批豪宅，然后以“组屋”或者“经济适用房”的名义，低价分配给政府官员及其家属、作为工资之外的隐形福利呢？我询问了一些普通新加坡人，他们都觉得这在新加坡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而对我来说更不可理解的是在一些高利润的竞争性行业，新加坡政府居然是直接投资者，比如我们都知道的苏州工业园居然是新加坡政府投资的，这里面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都给政府和负责的官员留下了太多的寻租空间。这样一个国家，政府有这么大的权力，它的官员居然保持不腐败，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从我们的经验出发简直无法理解，但新加坡确实就是这样。

被曲解的新加坡经验

《南》：国内对于新加坡经验的传递、报道，问题出在哪里？

蔡：这些直接或者间接的报道，大量都是断章取义的，多年来只让人知道一面，而没有让大家了解另一面。公众所接受的信息是经过很不负责的过滤的，所以我这次在新加坡本来是以学术交流为目的，但回来却写了一篇极不学术的文章。

就拿“高薪养廉”来说，我们这么多年来说得有鼻子有眼，确实新加坡高级领导人的收入表面上看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有两点我们没有注意：一是这些拿100万以上高薪的人很少，政府部门估计也就只有30人左右。二是这个薪金是政府给他们的全部收入，部长包括总理都没有专职司机和汽车，上班开自己的车，有大型公务活动政府才会派车。他们需要纳税，而且没有政府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险，都要自己上商业养老和医疗保险。

如果一位部长在大选中落选，不能当部长，那他什么也没有了。部长薪金看起来很多，但这是全部收入，再不能有其他收入，也没有其他任何特殊待遇，连住房都得和普通市民一样到市场上购买。

另外，新加坡的政府中公私分得很清楚，有一件事就对我震撼很大，是一位新加坡部长应邀来北京公务，有点业余时间想看看北京有特点的地方，我介绍了一处。部长一行四人要打车过来，我说还是我开车去接吧。我跟部长开玩笑说，能给部长开车对我是不可想象的事。

把这些都考虑在内以后，我觉得相对于新加坡的整体富裕程度来说，如果以中国作为参照系，新加坡的官员总体从自己岗位上获得的利益并不算高。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新加坡的官员并不是借助政府权力和关系网才变得身价倍增，通常他们在进入政府之前就已经是富人，能够获得很高的薪酬，比如一个原来能在企业得到300万年薪的人，进入政府获得100万年薪，这只能算是一个比较体面的收入，而不能算高。这些人该有的都有了，本来就是社会公认的精英，进入政府的出发点往往就是为了回报社会。

被忽略的先进执政理念

《南》：关于新加坡的“权威主义”一说您怎么看？

蔡：新加坡确实可以说是权威主义，但他们的权威主义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现在它选举得票率是百分之七八十左右，但是也有活跃的反对党存在，虽然目前比较弱小，不过这些反对党合法地以谋求执政作为自己的目标，所以人民行动党一旦失去了民心，不需要任何社会震荡，它就会被轻而易举地选下台，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权威主义是受到民主和宪政框架制约的。

新加坡目前的选举并不是很公正，他们自己私下也承认：人民行动党作为执政党，利用手中的权力制定选举规则、运用财政和政府资源、操控选举程序，比如在选区划分、候选人资格审查等方面，还有利用媒体舆论，甚至不惜用司法手段打压反对党。但不管怎样，它在形式上还是多党制，党还是要靠打“选战”，最终要靠多数人民的投票支持才能执政。党不能强迫人民投票，而只能靠讨好人民、取信于人民才能执政。正是这一点，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并被人民和国际社会承认其合法性的基础。

另外新加坡有一套先进的执政理念，新加坡的新闻界确实也不敢随便批评政府，但他们的政府并不会直接干预媒体的运作，而是通过事后法律起诉，比如告人家诽谤罪、公开答辩这种方法来解决。另外当媒体和舆论真正对政府官员有批评的时候，政府往往并不采取封杀的措施，而是主动曝光，向社会全面披露，有问题就主动检讨、严格处理，没问题也向社会解释。

前些年，据说李显龙有一次买了一处房子，是用折扣价买的，坊间议论得沸沸扬扬。新加坡民众在这方面非常敏感，很多人觉得里面肯定有猫腻，是李显龙和地产商之间的隐性贿赂。结果新加坡政府包括李光耀积极调查、主动公开，坦白地告诉大家，李显龙买房子接受了大约10%的折扣，老百姓一听，觉得这样的折扣处于商家促销的合理范围，就理解了。还有一个部长被怀疑在工程中收受贿赂，公众对他的传闻很多，于是政府主动对他进行调查，虽然没有掌握能够判刑的证据，还是让他辞职了事。

而且人民行动党多年以来保持高度的自律，这和它的高层领导人多年以来的率先垂范是分不开的。如果以李光耀为代表的领导人，不公开自己和家族的财产，透明地接受人民的监督，全党上下保持廉洁估计会很难。

很多去过人民行动党总部考察的中国官员和学者，都对行动党总部的小楼表示惊讶。这个执政40年、成就辉煌的党，总部坐落在偏僻但交通方便的机场路边，仅是在许多居民组屋中间一座再普通不过的二层小楼，办公室和会议室设备简陋，党总部只有11个工作人员，用我们的话来说，没有太多的“党产”。

究竟是因为人民行动党保持了这样廉洁俭朴的作风，才能持续地赢得选举，还是因为他们必须赢得选举，才保持了廉洁俭朴的作风，无论怎么理解，都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

缔造奇迹是靠儒家传统吗？

《南》：对于新加坡的成就，有两种观点，一种归功于儒家传统和“东亚价值观”，但前几年又听说，李光耀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承认，新加坡在应付上次东亚金融危机时的表现，并不是因为亚洲价值观，而是因为“经济透明和法制严明”。您的观点倾向于哪一种认识？

蔡：我觉得还是西方价值发挥的作用比较关键。它的完全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度，一套英国留下的法治传统和公务员制度，发挥了最基础的作用。虽然他们标榜一套融合儒家和法家思想治国的理念，但核心的东西应该说是和西方接轨的。

新加坡的政府官员往往都受过西方的高等教育，他们的领导人都是出身资产阶级，并大多是受过剑桥教育的大学生。有一点我印象很深，在新加坡下层人一般都说中国话，比如你坐出租车，或者在小摊子吃馄饨，你和老板用华语交流完全没有问题；但你到政府办事，大家说的都是英语，好像一下子切换到另一个系统，好像你在和一帮黄皮肤的欧洲人打交道。

《南》：儒家传统和价值观有没有发挥部分积极作用呢？

蔡：当然也有，如果说儒家文化在政府运作中的积极作用，以我的观察，“选贤与能”可以算是儒家的。它是标榜一个由精英分子组成的政党，而它的一些包括李光耀在内的领导人也确实是一批受过西方系统教育和熏陶的精英，所以能够成为人民行动党党员，在新加坡代表一定的社会地位。

据说在新加坡只要你有了一定的成就，而且社会声望比较好，人民行动党就会主动来发展你入党，他们也有类似我们中组部的组织，不过他们特别留意一些没有政府工作经验但是优秀的人，比如企业的优秀管理人员。他们会举行一些茶会，邀请大家来交流，同时暗地里观察你，如果你让他们满意，并且表现出服务社会的热情，他们很可能再约你专门出来喝茶，这时候就会邀请你入党，加入政府。

新加坡可有教训？

《南》：我们强调了很多新加坡的经验，但硬币总有正反两面，您能否总结一下，值得我们警惕的新加坡教训？

蔡：这也是我在新加坡考察中最关注的问题，有时候我和新加坡人交流，也问他们觉得自己的社会有什么问题？最突出的就是，政府包办了几乎一切，导致人民思维不活跃，一个社会的创造力被扼杀，过于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缺乏原创精神。新加坡学术非常落后，虽然国家投入了大笔钱，但是在科技上一直没有什么竞争力，这点让新加坡的知识分子非常忧患，他们自己也觉得新加坡这样下去会很有问题。中国现在要塑造创新型社会，新加坡这个教训值得吸取。

而且新加坡政府的一些“执政经验”，他们自己也不认为具有普适性，最简单的解释是新加坡是一个小国，比不上中国一个大一点的城市。新加坡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中是少有的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对此李光耀的解释是：新加坡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小国，不能出现多党纷争政治，否则将难以生存。他们经常用这样的话来告诫国人一党长期执政的合理性。

不知为什么长期以来，我们看到了他们政府的权威，却忽视了他们通过细致的工作赢得选民支持，通过议会选举解决长期执政的合法性问题，这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这些所谓的新加坡经验对中国社会和国民有很大的误导成分，危害非常大。这样下去没有学到新加坡的精髓，却吸收了新加坡人自己都不喜欢的糟粕，如果我们及时反省还来得及矫正。

文章来源：郭宇宽 发自北京     南风窗
光明观察刊发时间2006-3-20

“农民工”在中国经济中的十大历史性贡献 

第一，为中国经济起飞持续提供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

第二，壮大并更新了中国产业大军　

第三，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难题，为三农问题困境踏出一条坦途　

第四，农民工成为中国农村社会脱贫的主力军　

第五，大量农民工进城冲击着城市消费，已经改变了并继续改变着城市消费规模、消费结构与消费水平　

第六，对传统中国农村的生育观念起到了根本性冲击　

第七，推动了中国城市扩容与小城镇的建设　

第八，为中国市场化的进程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第九，将城市生活的新观念，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新规范，带回了农村　

第十，农民进城打工，事实上在培养着一代新型农民，即农夫转变为农商

 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经济体制改革，有一个新的阶层迅速形成壮大：农民工阶层即农工阶层。

 当然，“农民工”称谓，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叫法。从严格意义上讲可能是当今中国大陆最令人无奈的一个概念。湖南耄耋老者萧一湘早些年就呐喊为“这个不伦不类的‘农民工’更名”，近又有学者章立凡再次呼吁应废止“农民工”称呼。没有办法，正像当年报道焦裕禄说“我们是灾区”不合语法，但都这么说也就成为警句一样，更换农民工的叫法，不仅文化成本太高，事实上根本做不到。

 中国农民工，一个庞大的打工阶层，据有关方面统计现阶段农民工总数已逾1.2亿直奔1.5亿，已成为中国产业大军的主力：占全国加工制造业总数的68%，占建筑业的80%，占第三产业的批发、零售、餐饮业的52%。说他们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数量最大的[民族]雇佣劳动人群恐怕没有什么争议。现今中国农村，80%的家庭有人在外打工，这意味着有七到八亿人与农民工有直接经济关系，加之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的亲情联系，在当代中国有十亿以上的人口关系着农民工！今天，人们大都认同是改革将中华民族的经济提升到了一个新水平，GDP做大了，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大国（尽管从人均角度看名次十分落后）。人们享受到了改革与发展带来的果实。然而，农民却并没有水涨船高式地分享中国GDP的果实。我曾套聂耳一首著名歌词说过：他们种的粮，他们盖的房，分享盛宴场，罕有他们档。是啊，排排坐，吃果果，却少有农民的档位。

显然，这是很不公平的。农民工为中国的GDP贡献了大约四分之一的份额（2004年），为经济发展付出的巨大代价，与他们获得的微不足道的回报相比，太不相称了。中央连续发的“一号文件”，在农村取消农业税，在某种意义上解读，就是为消除这种不公平所做出的重大政策努力。2006年全国人大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多次重点提到三农问题，并保证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将有更多的财富进入农村。这无疑是一则令人兴奋的消息。

 我们必须正视农民工阶层，必须深刻认识他们对经济社会做出的巨大贡献。农民工阶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给出的规定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非农村中人数最多的，牵扯社会关系最为广泛的，在改革中地位发生变化最明显的，以劳动为资源对中国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劳动阶层。

 似乎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农民工阶层的出现与发展壮大，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具有什么样的划时代历史意义？在我看来，农民工阶层的形成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中具有以下十大革命性意义。

第一，为中国经济起飞持续提供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中国经济改革二十多年来，源源不断地从广袤的农村流动出最年轻、最富活力、最有创意的打工者，旋即形成新兴的农民工大军。中国产品何以在国际市场大行其道，中国老百姓何以能顺利地实现了消费品的更新换代，就在于“中国制造”便宜！为什么中国制造便宜，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去年在媒体上曾经流行的一个典型事例是，一个农民工的工资仅够日食三大碗烩面。不仅如此，几乎所有农民工都有工资被拖欠的经历，甚至有血汗钱被黑掉的遭遇。农民工形成的廉价产业大军至少在以下几个意义上令人关注：首先，他们为中国企业家的原始积累贡献了力量，他们的血汗下落不明地流进了“第一桶金”；其次，他们是“中国制造”的基石，正是他们的廉价脊梁背负中国产品的低廉成本；再次，他们的劳动力价值被严重低估，正是被“窃取”的劳动力价值，补贴着全世界的中国商品消费者。（西方国家对某些产品也有补贴，那是政府补贴）；最后，农民工的这种巨大牺牲，为中国制造在西方国家打开了市场，为中国老百姓赢得了更多的购买力。

 现在正在流传着关于中国便宜商品的故事。不要说在中国，就是在美日，在西欧，甚至在全世界，很少有不享受中国廉价劳动力给他们带来的补贴与优惠。西方发达国家每个家庭都享受归享受，但发达国家都拿中国商品便宜说事，它们政府要拿WTO规则套“中国制造”。这个世界有时真有些让人莫名其妙。什么贸易摩擦？就是不让你的廉价品全世界横扫涤荡，发达国家的国民习惯了中国的便宜货，他们国家的货如何办？他们国家的劳动者要倒霉，他们国家的公司也要倒霉。原来这在本质上不过是国家、区域利益与价值规律的冲突，是社会公平与经济利益的冲突。

 第二，壮大并更新了中国产业大军，正是这支大军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 浏览有关农民工的文章，人们一般都认同：农民工进城在建设城市、繁荣城市经济的同时，推动了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城乡经济的大发展。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就业，丰富了城镇的劳动力资源，弥补了城市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不足，有效地抑制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速度，为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城镇产业的技术升级和二、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城市的林立高楼、宽阔大道、繁荣商业、旺盛人气，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络等，所有这一切的城市新景观、新气象，都凝聚着广大农民工的汗水和智慧。据测算，目前全国平均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的GDP是2.5万元，1.2亿农民工创造的GDP就是3万亿元，相当于2004年全国GDP的23.1%。（另有文章说，据中国社科院的调查，近年来，农民，包括农民工，他们的贡献在每年GDP中不少于60%！）我国经济连续多年9%以上的高速增长，在高速增长中实现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从改革开放之初[三次产业]4∶4∶2，变为当前的2∶5∶3。

 这支农民工产业大军，与传统意义的产业大军一样，他们依然被分为现役军与后备军两大部分。中国工人阶级，历来都是源源不断地从农民中得到补充。但中国农民阶级向工人阶级的转化，中国工人阶级人口数量前所未有的增长，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阶级阶层分化的最大特征。农民工进城务工之壮观，震惊全世界。火车站涌动的庞大民工潮的照片，在全世界飞扬。据报道，在许多省份甚至到了农村青壮年基本都奔赴城市的局面，村庄里只有老人与上学的学生。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资料分析，农村跨乡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例已经达到23.2%，接近四分之一。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主要来自四川、安徽、湖南、江西、河南和湖北等六个中西部产粮大省，这六个省的农村外出劳动力大约占到全国的65.8%。

 几乎所以产业，都有农民工进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建国以来最大规模地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与更新。形成了一种新生力量，一种将工人与农民联系起来的农工阶层。

 第三，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难题，为三农问题困境踏出一条坦途。我国是一个占人口总数80％以上农民的农业大国，7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农产品的自给率特别高，70％以上的农产品由农民自己消费，农产品的商品率不到30％。而美国农业人口比例是7%，台湾地区是15%左右。经过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努力，目前从事农业的人口已经大大降低。许多专家称，我国的农业人口跌到25%左右应该不是那么困难。降低农业劳动者的人口数量并不是简单地将农民赶出农业，而是必须通过发展经济，提升整体产业水平，其中特别是要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来降低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并通过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法国国家亚洲事务研究所的中国农业问题专家克洛德·奥贝尔说：“1978年刚开始经济改革的时候，中国的农业就业人口占到整个就业人口的70％，但到2003年，这个比例就下降到了42％，即3.13亿。在这3.13亿人当中，每年外出打工超过半年的占到了一半。”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等著名机构都认为，农村人口的城市转移是无法避免的。美国和欧洲都经历过类似的过程，时间长达一个世纪甚至更久，可是它仍然给社会及文化领域造成巨大影响。经合组织的农业问题专家安德烈·克维钦斯基指出：“在未来15到20年内，中国城市人口的比例将达到60％。”他还认为，30年后中国农业人口的比例将下降到劳动力人口的15％至10％。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表明，“如果进展顺利，农业人口比例可以下降到5％”。

 事实上，通过经济发展自然合理地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转移，是一条艰难的路，甚至是一条漫长的路。但中国改革实践证明，比之西方国家，我们的路程一定要短得多，历时一定要少得多，速度一定要快得多。

 第四，农民工成为中国农村社会脱贫的主力军。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上。再好的政策，再多的外在资助，只能解燃眉之急，真正能够走出贫困，最终脱贫致富必须自己努力，必须要有自救的内在动力，必须形成脱贫的造血机制，否则再辉煌的扶贫、脱贫都不能长治久安。在反贫困的战斗中，农民工是一支真正的自救队伍。全国平均推算，每个农民工一年的收入是5444元，农民外出就业的收入已经占到当年农村人均纯收入的三分之一，并且呈继续增长趋势。这不仅为农民提高家庭收入、改善生活提供了条件，还增强了农民自身对农业的投入能力、为改善生产条件提供了可能。大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不仅为城市发展增添了新鲜血液，而且为缓解农村资源承载压力、形成适度规模经营、加快农业现代化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农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创造了前提。目前，我国约有两亿多的农村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改变了以往农村单一的就业结构，使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找到了新的就业空间，农民收入的增长因此获得了新的渠道。这是从根本上反贫困，农民工才是农民脱贫的自救主力军。

 经过20多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我国在扶贫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全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30%下降到3%。1978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达2．5亿人，占当时中国农村总人口的30．7％。经过农村经营制度改革和放开农产品价格，实行开发式扶贫以及“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到2000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300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左右。但按照中国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来看，贫困人口界定的标准也要与时俱进。因为按人均收入一天一美元的国际通行标准和购买力评价折算，中国的贫困线为年收入924元人民币，那么，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有7580万人。如按世界银行贫困标准测算，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当有2亿人。

 第五，大量农民工进城冲击着城市消费，已经改变了并继续改变着城市消费规模、消费结构与消费水平。如此庞大的人群进城并居住下来，每日都发生着消费，每日都要有衣食住行。首先，这使得城市的消费规模得到巨大的扩展。你只要留意，凡是农民工进城的地方，增加了对住宅的需求，食品供应与餐饮业也迅速漫延，服装、日用品与普通交通工具的需求也随之增加。接下来，便是对教育、文化娱乐、消遣之类的精神产品需求。与此同时，政府也加大了公共产品的供应量。这在整体上，对城市现在的消费结构进行了大的硬性调整。宏观上，普通消费的比重加大了，平均消费水平可能降低了，但消费的品类与项目也愈益丰富多彩。同时，一种活生生的消费文化也冲击着城市生活。仅仅从绿色食品的角度来看，也很难说农村式的消费进城是对消费水平的平均下滑，也许从另一个角度看可能是对已有消费的清洗，使之更接近大自然，使之剔除由于所谓现代化生活方式带来的各种污染。

 第六，对传统中国农村的生育观念起到了根本性冲击。重男轻女，养儿防老，多子多福，在新一代农民工那里正从心灵深处崩溃着。城市人的生活，对于1970年代以至1980年代的打工者来说是极大的吸引。像城里人那样生活成为他们的学习目标，成为他们将来的生活模式。少生优生，已经成为他们的生育新观念。特别是全国各地的青年男女在一起工作与生活，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背景下的男女恋爱结婚的机率日益增高，相互学习，优势互补。从遗传学角度来看，这种男女的结合，由于内在差异大，将势必提高下一代人口素质。

 依据我的判断，新一代的农民工的兴起与壮大，大大减轻了人口增长的压力，也推动着农村计划生育水平的提高。如果说农村计划生育在近十几年来有起色的话，那一定是农民工在外打工形成的新理念导致的结果。

 第七，推动了中国城市扩容与小城镇的建设。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尽管是流动的，短期的，临时的，但从整体与长远的角度看，总有一个日益增长的固定居住人数在城市滞留下来。从辩证的角度看，个体的变动的人口组成了整体的固定人口。全国主要中心城市，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中国最主要的三大城市群，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口不断翻番，来自全国各地农村带着梦想的年轻人，一批批地转变为新一代的城市居民。各省区的中心城市何尝不在演绎这种城市扩容剧？如果你做一个改革前后的对比，从乡镇到县市，哪里的城市建设没有突飞猛进，哪里的城市人口没有翻番增长？

 我们可以统计数字说明问题。从“一普（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简称，下同）”到“四普”，我国乡村人口的数量在净增加。但自“四普”之后，乡村人口的绝对数量却开始减少，这既表明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速度的加快，也表明我国城市吸纳农村人口能力的增加。如果把人口城市化视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的话，那么，我国的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自2000年开始，我国部分大城市和绝大多数的中小城镇，开始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到2001年年底为止，我国各大城市，基本都对原有的户籍制度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放宽了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户口的政策限制。即使是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也拉开了序幕，河南还率先在全国废除城乡户籍的区别。户籍制度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我国未来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将呈加速度趋势。

 据有关方面披露，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现在已成为中国主要计划的一部分，到2020年，中国城市人口可能将从2005年年底的5.02亿增加到8亿，预计城市化水平可能达到55％左右。几亿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逐步改变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状况，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

 第八，为中国市场化的进程起到了独特的作用。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农民工进城，就没有今天的市场化现状。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从最直观的视野观察，我们会知道，大量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形成并繁荣了劳动力市场。没有劳动力市场就等于没有市场，没有市场经济。劳动力市场与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两大支柱，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其次，农民工的收入，最终不是消费在城市市场就是寄回家消费在农村市场，这将从总体上大大提高了居民的有效需求。市场的硬件设施建设再好，有再多的货，没人买，岂不是有场无市？再次，廉价劳动力，超低工资，将中国商品成本降到最低，这便是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的杀手锏。复次，农民工在整个打工领域，都承担着最苦、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计。虽然在市场经济中可以通过交易得到这种劳动者，但是，农民工却并没有因为这些活计的差劲与危险而得到更多的报酬。

第九，将城市生活的新观念，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新规范，带回了农村。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双重品格，他们是农业劳动者身份，他们现今干的是非农产业的活，亦农亦工，忙农闲工，甚至名农实工。由于他们与农村的血缘家庭纽带，往往他们是城市与农村最为紧密的联系者。特别是进入网络经济时代，由于农民工的出现，城乡互动获得空前发展。这种互动，由于农民工的介入，变得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因为它是利益联系紧密的，内在的，甚至在很大成分上带有血缘关系的。因为，这种互动来得更直接，更迅捷，成本更低廉，可信度更高。

 第十，农民进城打工，事实上在培养着一代新型农民，即农夫转变为“农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个关键问题是，培养一代新型农民。什么是新型农民？就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从经济学角度看，新型农民就是“农商”。传统的农民是农夫，农夫与自然经济相契合，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自己消费，是一种典型的自然产品经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昔日的农夫变成了集体经济式生产队成员乃至公社社员，然而，他们的劳动产品依然不是商品，是计划产品。所谓卖公粮，交余粮，剩下的分口粮。这个时期的农民依然是一个农夫，从自然产品经济转变为计划产品经济，这样从个体农夫转变为集体农夫。而农商则不同，是一个新的范畴，它是现代农民的经济学意义表述。农商反映了一个新的经济关系，一个以通过市场配置资源，以需求指导农业生产又以新产品引导市场，并以商业活动为舞台的新生产者。

 事实上，农民工外出打工，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素质，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者。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大多年龄在16－35岁，受过初中以上文化教育，各方面素质基础较好，是农村中的“精英”。从相对封闭的农村走向比较开放的城市，在与现代化大生产相融合的过程中，提高了他们的组织意识、生产技能；在与现代城市生活相融合的过程中，开阔了他们的人生视野、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在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和经验以后，不少人萌动了创业的冲动。他们有的在落脚地成了当地企业的骨干，有的自立门户当上了“老板”，还有的人，一旦时机、条件成熟，就带着资本、技术和多年形成的商业网络，回到自己的家乡经商办厂，扩大非农就业，发展当地经济，成为播向家乡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文明的种子，以一种新的方式回报家乡父老的养育之恩。

 从历史的角度看，改革中由于经济发展引起的产业发展、农业现代化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制度安排而出现的农民工现象，会在经历一个历史时段后而逐步消失。农民工最终会发生分化，其中绝大部分人会成为城市产业工人，只有少部分人会回归农民。这是一个历史过程，我想至少会大约持续半个世纪。

 感荷农民工，感荷劳动者！敬畏劳动，就是要善待农民工，善待劳动者！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并且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说：“你不能凭部分的富裕和繁华来判断社会的快乐程度，你必须了解草根阶层的生活。”

文章来源：巫继学 光明观察刊发时间2006-3-20

“八荣八耻”不仅关乎“道德” 

  
胡锦涛同志在“两会”期间提出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时下被有关方面定位为“道德建设新标杆”，这种提法，或许不无道理，但我认为没有充分涵盖和揭示“八荣八耻”观的本质。因为“八荣八耻”观不仅仅是一般地就道德现实进行倡扬和否定，而是建设和谐社会并重构和谐社会全新观念体系和信仰体系的基石。

“八荣八耻”观涉及多个堪与道德并列的范畴，在“道德”同诸概念的交叉中，我们不难发现，道德只是其中的范畴之一，而非主体，更非全部。如果这仅仅是一种关于纯语言逻辑的分析，当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因为“道德建设新标杆”之说概括力和抽象力的狭窄，可能将导致它在推行过程中时时面临理论的障碍和阐释的尴尬，因此，我认为提“建设和谐社会新标杆”更能体现“八荣八耻”观的理论本质。简要分析如下：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其中当然不乏道德层面的内涵，但“危害祖国”的言行显然又不仅仅是道德之耻，而是政治性质的罪行了。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为人民服务”当然主要是道德范畴的内容，如果仅仅从道德角度理解，未免失之狭隘，事实上其中包含了更加复杂的思想内容。

“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这是文化方面的一种典型现象，今天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有“八荣八耻”观“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之语，表述十分精当。

“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这是个道德问题，但本质上是一个社会观念问题，当“好逸恶劳”的价值观日益严重地向官员、青少年中渗透的背景下，必须依靠社会整体健康的价值体系的建立才能解决。

“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这是道德领域的一个老课题，但在今天的经济领域有着新的表现形式，是道德对经济的考验，也是经济对道德的挑战。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其实，从经济范畴看这个问题就更容易把握它的“标杆”意义，这是一个失去诚信就意味着失去一切的契约社会，树立诚信的“紧迫”性由此可见一斑。

“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这是一个超越道德领域的法制层面的问题，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法治经济，这一“新标杆”的现实价值恐怕正在于此。

“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这个问题具有明显的道德倾向，特别是“骄奢淫逸”。但是“艰苦奋斗”传统的不断式微，“勤俭节约”作风的渐行渐远，已经成为一种令人担忧的社会思潮，所以归根到底这还是一个社会问题。

之所以要做上述这种区隔与分析，就是因为认识论上失之毫厘，方法论上就可能谬以千里。因为道德建设与政治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着不同的架构与体系，道德建设的“独脚舞”是不能完成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伟大历史使命的。它不仅是道德的新标杆，也是包括道德建设在内的我国今后一切工作的新标杆。

今天（3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树立“八荣八耻”观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而当今我国“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是什么？毫无疑问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不能用“道德”之论去削足适履。道德之“履”装不进“八荣八耻”观的深广和深刻。当然，“新标杆”之喻还是可取的，“八荣八耻”观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路标、新尺度、新标准。

总之，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不仅是单一的道德意义上的“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它是关乎政治、经济、思想、社会、文化、道德等多领域的一个当代哲学命题。只有从这个角度审视，才能找到持续推进的路径。尽管这一荣辱观针对的主体是社会每一个成员，但每一个成员又共同构成一个多层次、多样化的复杂社会，而这个复杂的社会才是荣辱观的真正载体。因此，这是一项复杂的重建国人信仰的战略工程，决不是靠短期的学习、教育就能见效的，更不是靠单一的道德建设就能解决的。

“道德建设新标杆”显其小，“意识形态新标杆”显其大，“精神文明建设新标杆”显其泛，“社会风尚新标杆”显其虚。而“建设和谐社会新标杆”应是一个不易发生理论梗阻和实践拥堵的适中之“履”。（2006年3月18日  星期六）

文章来源：朱卫华  光明观察刊发时间2006-3-19

中国——将有震惊世界的大抉择！

大抉择！

        泱泱大国，浩荡中华，为一人所困。迷茫，印在了众多中国人的脸上，更深入了众多中国人的心中。我们现在面对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究竟怎么了？我们应该怎么走？这都是萦绕在中国人心头不解的疑惑。
 
一、中国已经入局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乎？从苏联解体，中国就开始走上前台。这绝对不是什么天意，而是几代中国人努力的结果。世界上从来没有神，更没有什么上天的恩赐。有人哀叹苏联的解体，认为如果苏联不解体，对于中国的压力可以分担很大一部分。那么从长远看，北方就没有威胁吗？现在不是去寄希望有什么别的因素来帮助我们的时候了，一切都要靠自己了。在这个过程中，你能有利益给别人，自然就会有别人来帮助你。如果没有利益或者能给出的利益比对手小，那么就不存在有人来帮助你的可能性。问题的实质还是回到了自己这。
当中国开始越发显现出自身良好的发展势头的时候，就必然引起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警惕。对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来说，什么才是其最关心的问题呢？恐怖主义？不可能的。恐怖主义绝对不会是美国利益损失的决定性要素。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真正就是去打恐怖主义吗？看吧，恐怖分子是越打越多，美国的势力范围也是越打越大。国际军控？控来控去，不过是把可能影响美国集中力量去对付主要对手的一些中小国家给控的军力衰微。美国的利益不在打击恐怖主义，也不在国际军控，只有捍卫美国自身的利益地位才是美国人所关心的问题。而其它一切行动又都是围绕着这样一个中心来进行的。 
        据相关媒体报道，中国在2005年已经超越了英国，成为GDP排名世界第四的国家。而如果从购买力的角度考虑，中国的经济体规模早已经在多年前就超过了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二号国家。虽然这种看法存在着一些漏洞，但是却从另一个角度上印证了中国力量的增长。也就是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为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客观地说，近年来，中国的国防开支仍然保持较高幅度的增长。无论如何，透过国防开支的增长，我们都能看到军队建设的日新月异。伴随着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长，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也是与日俱增。 
        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总要为自己制造威胁。这也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美国人也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一个国家长期没有危机感，这个国家机器的各个部件就会慢慢松脱。当威胁真正出现，而机器需要启动的时候，一旦超负荷运转，整个机器就可能彻底瘫痪。没有了苏联这个威胁，说俄罗斯是威胁又没人相信，于是中国就当之无愧地当选美国的“头号威胁”。也就是说，中国既然想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心甘情愿入局。
 
二、这个局是个怎么样的局
 
        一超多强是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学者都承认的现状。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力量实体可以单独对抗美国。美国所拥有的对于世界的影响力是任何一个以前的力量实体都不能达到的。即使排除掉全球化的因素，仍然已经足够说明美国的强盛程度。作为美国的对手的确是不幸的。俄罗斯经过十月革命之后的长期建设加上合并了众多加盟共和国一起组成了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广褒的土地和与美国相当的人力资源。可是这并没有支撑苏联在和美国的竞赛中获得胜利。同时，我们也应当看见，成为美国的对手是我们必然要走的一条路。我们不通过美国这一关，中国就没有可能完全意义地走向世界。
世界上不仅仅中国一个大国，还有很多具备或者可能具备世界级影响力的国家。包括俄罗斯、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都属于这类国家。问题在于，这些国家都没有意愿更没有充足的力量主动挑战美国的势力。即便在美国战略正面过于宽大的今天，还仍然有能力遏制这些国家。中国处于一个两难的困境中。不挑战美国，美国也已经把我们当成了头号对手，我们热脸贴人家凉屁股，纯粹一个自讨没趣。可是如果中国首先出头，那无疑是要面对极大的困难。至少在今天看来，韬光养晦的政策对于中国仍然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而不仅仅是掩饰自身政策的说辞。问题在于，我们不出头又能怎么样呢？
 
三、美好的愿望并不能代替残酷的现实 

        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可是中国人民的和平同样也是有限度的。中国人民还需要生存，中国人民更需要尊严。看看美国人干了什么。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美国就开始大力限制中国的发展。美国对中国进行类似东欧国家的和平演变的企图最后没有成功，却已经造成了对中国社会发展长期而深远的负面影响。银河号事件对于中国人也绝对不会陌生，很少有人对于别人莫名其妙的一巴掌能够忘怀吧。1999年所发生的中国驻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被炸事件更让中国人民再次深刻领会了落后就要挨打的真谛。世所共知，大使馆就等同于一个国家的国土。美国人连中国的国土都敢炸了，真可谓骑到中国人的头上来了。 
        仅仅是单个的事件就可以看出美国对于中国的敌对态度。联系到国际关系，就更是如此了，美国自己的国防报告上清晰地表明美国将把防务重点向西太平洋地区转移。西太平洋地区美国的对手是谁？日本现在是美国的一条狗，自然不需要美国这样做。韩国也没有到和美国翻脸的地步。至于说朝鲜，就更不值得美国下大力气去防备。俄罗斯，其战略重点仍然落在欧洲，根本无力在亚洲方向挑战美国的利益。再看看美国实际所为吧，“9.11”事件之后，美国以反恐的名义，凭借反恐春风，把自己的力量堂而皇之地渗透到中国周边，到处驻军。先是打击阿富汗，作为美国力量深入中亚地区的第一步。看似美国仅仅控制了阿富汗，实际上却没有这么简单。凭借反恐战争的名义，美国还改善了与印度、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并试图依靠扶植印度来牵制中国发展的同时依靠改善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吸引中国的注意力。2003年，美国绕过联合国对伊拉克进行侵略。这是美国在战略上的又一大步。在这一步完成之后，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在中东地区的力量存在，从而实现了能源战略的又一大胜利。当然，伊拉克也不是终结，在伊拉克问题之后，伊朗问题又被提出来。如果美国能够将伊朗拿下，那么伊拉克-伊朗-阿富汗这条战略线就将成功贯通，直抵中国西部。为了减少自身在中东运作的难度，美国适时将朝鲜核问题提上了桌面，以分散中国的精力。短短时间，中东的格局已经被改变，中国在西面的战略形势已经亟亟可危。而西面是中国未来复兴和崛起的一个关键的战略方向，如果不能打开局面，中国最终只能成为被关在笼子里的猛兽。
 
四、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台湾
 
        国歌里唱得没错，中华民族确实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我们的敌人是凶残的。在国际交往中，他从来不因为道义而吐出任何利益。因此，台湾作为美国可以利用的棋子长期存在也是可以理解的。台湾问题从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多个角度牵制中国的大战略，造成了中国的困局。中国人韬光养晦了好多年，放弃了很多争夺生存空间的机会。终于，能源问题让中国发现，自己必须有所作为，否则，中国的大动脉就将被别人所掌握。可是当中国刚刚想在伊朗问题上有所作为的时候，那个一再声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世界警察又开始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敏感的神经。 
        看看美国人对台海的表态——不支持单方面改变现状。这句话聪明呀，什么叫现状？美国人说了算。中国的国内问题被美国一句话转化成一个国际问题！只要台湾地区领导人判断美国的力量相对于中国有较大优势，他就敢于一再冒险。陈水扁便是基于类似的心理而一再挑战大陆方面的台湾政策。美国不可能选择激怒陈水扁，那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只要美国判断在美国的威慑下大陆不会发起进攻，美国人便会极力袒护台湾方面。一旦发现形势不对，美国人还可以选择打台湾一棒子的方法给大陆方面一个面子，给台独势力充分的后退空间。当然，不仅仅是这么一次。美国已经多次利用台湾问题作为枷锁限制中国的行动，让中国总感觉战略决策无法顺畅实施。台湾问题太重要了。台湾问题的走势已经成为了中国人民衡量自身国家建设绩效的一个指标。台湾问题既是一个对内问题，也是一个对外问题。对内来说，台湾问题是一个国家统一的问题，是中国人多少年来的夙愿。对外来说，台湾问题标志着中国能否在处理国内事务的时候摆脱霸权国家的强力干涉。对中国来说，台湾问题就无异于阿喀琉斯之踵，无法保护好的话，英雄就将倒于此。
 
五、破局在即
 
        如果说以前我们对于国家安全方面还比较放心的话，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参与到国际关系的交往中。特别是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了解到如此众多的信息。中国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实力是多么不够。一个国家的力量总是与其目标不相称的。连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都有很多情况下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而我们国家，和周边许多国家存在领土和领海争端。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涉及到了资源。13亿人口一方面是一种潜在的资源，另一方面也是巨大的生存压力。中国既是一个资源大国，又是一个资源弱国。我们有庞大的资源总量，但是除以13亿之后总是变成了一个微不足道数据。因此，我们必然去争取我们的资源。中国类似于德国却不同于德国。德国和中国同样面临生存空间和资源欠缺的问题。不同的是德国选择靠武力去掠夺，而中国仅仅是希望依靠可能的手段去保卫合理的生存空间与资源。仅仅如此，也是对于超级大国的挑战。对于美国来说，他是不允许中国有良好发展的。中国的发展在美国的眼里是对世界的威胁——其实不过是威胁到了美国对于世界的控制权。 
        伊朗问题能够僵持多久？伊朗一破，西面可以说就是全盘皆输了。再想翻盘，那就不用说有多难了。不仅仅如此，假设没有台湾问题，中国能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有更大的作为呢？我们绝对不是不想，而是实在抽不出那个力量。现在中国和美国已经进入了??时间竞赛。美国人在准备对中国最后的围堵，而中国人就得准备破局了。短期内破局，我们就可以在西面争取到更大的运作空间。不破局，利益就会被一点点挤压掉。这些关键利益就是民族未来的希望。
看看现在的状况，台湾问题如果在近年内不能有效解决，而仍由台湾岛内的政客耍弄大陆人民，这显然会不断降低政府威信。??直都说，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更主要的应该是内部稳定，只要内部稳定了，我们不被自己打倒，世界上没有一个对手能够打倒我们。台湾问题在目前全国上下人心是绝对一致的，这正是增加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环节。
现在陈水扁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他已经捅破了一层窗户纸。虽然不需要什么理由，但是有理由比没有理由要更好。美国和陈水扁都认为大陆不会动。这个判断是否会成为一个决定性的战略误判？其主动权已经掌握在大陆的手上，总顺着别人的思路走是没有希望的！
 
六、破局——中国的准备是否充分
 
        我们的力量还远远不够，面对我们的主要对手，在未来几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准备都是不充分的。不是我们没有去认真准备，而是我们本来就那个实力。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要继续进行无限期的准备呢？十年磨一剑，忍耐能力是一个好的要素。可是过分的忍耐无疑消磨着进取的意志。所谓你在准备别人也在准备，千万不要闭门造车。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明白计划赶不上变化的道理。正是因为计划和变化之间误差，“十字军战士”自行火炮和RAH-66“科曼奇”武装侦察直升机才淡出了历史的舞台。也正是因为计划和变化的误差，马其诺防线和巴列夫防线才成为了时代的笑料。 
        机遇，不可能永远在中国准备好的时候出现。不要总是以准备为借口推脱。也许我们现在说要准备X年，而X年后，我们又可以说，由于对手的变化，我们还要准备Y年，那么我们到哪一年才准备好呢?
美国现在正在进行全球军力部署的调整。相信要完成新一轮的战略调整还需要几年。这就是我们的机遇！我们现在针对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力量进行的准备也许到了几年之后就成为了一个过时的计划。等我们准备好了，美国也就准备好了！
想当年的普鲁士面对奥地利和法国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都准备好，而只是在一个相对有利的时机进行了坚决的破局。从普鲁士的国土资源和人口等数据来看，普鲁士一百年可能也无法在和平竞争中超越法国。只要有一个相对有利的机会，就可以进行一场赌博。这也正是考验一个国家领导人是否具备战略眼光的标准。国家的命运在战略节点上的较量从来就是赌博，否则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经常为一个国家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扼腕而叹了。完全准备好了，那也就谈不上破局了。其实我们等不到那一天了，因为在完全准备好之前，局早已成为死局。
 
七、局破功乃成
 
        局破，则中国未来的战略运作将轻松很多。统一台湾之后，台湾将从中国进军海洋的阻力变成中国进军海洋的跳板。第一岛链将再也无法对于中国海军进军大洋深处有什么实质性的阻碍。随着台湾问题的解决，中国将可以从两个方向甚至三个方向对于日本形成战略上的压迫，钓鱼岛及东海问题以我方满意的方式解决也将指日可待。东面安全环境的相对变化带来了更多的可使用战略资源，足以让中国在西面进行更大的动作。一盘大棋局，将因为台湾问题的解决而超脱从僵局走向死局的状态，成为一盘有利于中国的活棋局。 
        相信胡总有不亚于俾斯麦的政治智慧，也期待中国高级将领能够重现毛泽东他老人家的灵光。我们在准备，我们在期待，我们也在行动！中华复兴在此一举！！！

文章来源： 中华网－军事频道－军事论坛－网上谈兵    作者: sunylake 发表于: 2006-03-13 14:1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