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正在被边缘化的城市群体
2006年的“两会”期间，在推进“十一五规划”和“新农村建设”两大发展主题的同时，不少代表委员也非常关注“城市贫困”的话题。那么，“城市贫困”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其现状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城市贫困”是我们改革中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吗？等等。就这些问题，记者于3月下旬对河北省的一些企业和相关部门进行了调查。
“行业贫困”凸显“职工贫困”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进入改革攻坚阶段的10多来，如果细心观察就会发现无论是一般的山区、县城还是繁华的大都市，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是：凡是垄断程度越高的行业，贫困化程度越小，几乎就没有：如石油、电力、烟草、金融、保险、电信等，多数除国家政策调控的行业，如煤炭、钢铁等以外，市场开放程度高的行业，贫困化程度也高；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是，“行业贫困”凸现“城市贫困”。
河北的行业贫困，最突出的是纺织、轻工、陶瓷、国防以及原属于经贸系统的商业、粮食、供销等行业。如河北的纺织行业：有石家庄、保定、邯郸三大全国著名的纺织基地，最辉煌时全省的纺织工人有20多万，全国排第六位，后来搞限产、压锭、减员增效，到企业改制后，职工整体减少三分之一还多，石家庄市的纺织职工由过去的11万人减少到五、六万人，减员近一半。
纺织行业的“贫困现状”如何呢？记者到保定市毛纺厂（现已更名为保定天翔集团）进行采访。
毛纺厂始建于1974年，主要产品是精纺和呢绒。全厂职工近3000人，是国家的大型二类企业。效益最好的1990年代初期，产值1个多亿，利润1000多万，曾经是河北省的利税大户，现在，这些昔日的辉煌都已成为历史。记者来到企业看到的是厂区内摇曳的杂草和昏暗的办公楼，接待记者的厂负责同志也感到非常无奈：从2003年底开始，企业基本上就不能正常生产了，只有一个车间搞来料加工，每月能拿到五六百元工资。全厂近3000人中，有960退休修；其余1900多人中，300维持生产；300人被整体安排到一家超市；300人办了停薪留职；剩余的还有200多人办理内退，每月300元生活费；其余大部分自谋职业，待岗期间发150元生活费。
谈到企业的发展，这位负责同志也是一脸愁容：企业负债2.2亿元，还欠职工保障基金、养老保险1000多万，失业保险300多万，工伤保险60多万，欠地方生产、生活类资金、税金1000多万，供暖150万，水费600万，以及2004年改制前应报销的职工医疗费500万。这几项内外债累计高达2.5亿元，这一沉重的“包袱”，对企业的转产、恢复生产等造成严重影响。目前企业几千名职工的正常生活，从企业来讲，全靠出租场地的每年100多万租金来维持。
位于河北省南部的峰峰矿区的邯郸玉源瓷业的职工贫困状况更加严重。由于这里资源丰富，煤炭、水泥、陶瓷成为这里的主要产业。陶瓷行业，因这几年原材料涨价，产品价格难以提高，导致整个行业利润大幅下降，只能是保本微利生产。自2006年春节至今，只有一分厂的五六百人上班，其它全部停产，4000多名职工一直放假。今年职工放假期间，厂里规定每人每月发生活费156元，因为厂里没钱，至今职工一分钱也没领到。
至2005年底，整个峰峰矿区有各类企业1000多家，其中区属国有、集体企业161家。近年来，由于资源枯竭、体制束缚等导致一大批企业停产、半停产或倒闭，致使大量职工下岗。
小企业职工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河北省对中小企业的改制是从1996年开始的。1996年初，河北省人民政府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放开放活国有中小企业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中提出了包括工业、建筑、交通、商贸、粮食、供销等行业在内的小型国有企业，并具体规定了放活的18种形式，包括涉及产权流动重组的10种方式（如股份制改造、合并、组建集团、退二进三、拍卖、破产等），不涉及产权流动的重组的8种（如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托管等）。时隔一年后，1997年6月28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又批转《省经贸委关于放开放活城镇集体企业的意见》，要求城镇集体企业参照对国有小企业放开放活的18种形式对企业转制。当时的文件要求对转制和破产企业分流下来的职工采取培训、低保等方式给予安排，对自谋职业的职工按照企业职工上年平均工资收入的3倍发放一次性安置费，不再保留企业职工身份
这些政策执行得怎么样？记者在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经编实业有限公司了解到，这家2004年在原公司破产以后新成立的公司现有职工1080人，其中退休的700多人，其余300余人中干部94人、工人228人。由于这家企业没有自己的产品品牌，这两年来主要是靠来料加工，干干停停，有活干时每月能拿500元左右的工资，待岗时每月发284元，全厂在2005年人均年收入3136元，今年上班的管理人员每人每月只有290元的工资，这种状态还是主要靠原厂土地置换的收入来维持的，也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由于企业地处市中心地带，根据市政府的建议，企业把现厂地卖掉，重新选址搬迁，这样可以有一笔不菲的收入。但因为企业现在拿不出资金搬迁，新厂建不起来旧厂就没法卖出去。
以石家庄市为例，该市轻工系统（不包括县）有停产半停产的企业14家，涉及到6000多职工，多数是市属集体企业。过去以“满负荷工作法”闻名全国的市第一塑料厂，自1998开始停产以来，一直未能启动生产，企业原有的40多亩地都卖了出去，还欠银行1000多万。企业现在仍有在册职工200多人，有的吃低保，有的干了别的工作，生活也很困难。
这些市属的小型企业转制以后，虽然工资收入减少了，但毕竟还有人在管。与此相比，那些区、县的如商贸、粮食、供销等部门的企业转制以后，被分流的职工难以得到培训，而且由于当时的客观原因所致，重新就业的机会较少，低保工作跟不上，多数是“两不找”。有的职工到了退休年龄后，因企业欠缴养老金难以办理正式的退休手续，只好个人缴纳才能办理，这对于没有收入保障的原国有职工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像这类停产半停产或已改制的小型企业，由于规模小，人员少，对当地的社会稳定构不成“影响”，再加上历史上形成的企业负债、资产处置、人员安置、政策限制等多种原因，是为数不少的小企业及进入不了依法破产的程序，又难以转产或恢复生产，有的一搁置就是几年、十几年。记者采访时看到位于保定市繁华的天威路两侧的玻璃总厂、液压件厂、第二造纸厂等，厂区围墙低矮，厂房破败，在周边崭新建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另类”。企业已长时间的被社会“遗忘”，那些依靠企业生存的职工们是否也有着与企业一样的命运呢？
让贫困者也能有尊严的生活
采访中记者感受最深的是：一个人一旦沦为城市贫困群体，其心理上承受压力最大的是难以在社会上有尊严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有别于其他正常的群体，要靠“帮扶”、“靠救助”。这些语汇无论怎样表述，在贫困者看来，都是在给自己“施舍”，“施舍”的生活哪还有尊严！
保定毛纺（原销售部经理）王保兴，99年因病内退，一家三代五口，住在一套50多平米的房子里，老两口住了一间卧室，离婚的女儿和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双胞胎）在另一个房间里，双层床几乎占据了一半的空间。但几年前老王不幸得了脑血栓，看病花了不少钱，现在生活基本能自理但还需长期服药，现厂里每月支持老王600元；女儿也在毛纺厂，已下岗，现在主要靠给别人做家政挣些微薄收入。提到两个外孙上学的问题，在这个都在为孩子上学择校的时代，王保兴的老伴很实际：哪个学校花钱少就上哪个学校。
峰峰矿区金日艺陶瓷陶瓷有限公司的职工薛晓利，1981年参加工作，2004年10月其丈夫因病去世，给这个年轻女工的家庭留下一个17岁的上高二的儿子和因治病欠下的9万元的债务，她每月工资是400元。采访中，薛晓利算了一笔帐，不包括还债，现在每月生活费加上孩子上学的各种费用500元都不够，要靠亲属接济也很困难，因为她的亲属当中，大多都在陶瓷行业，收入低的可怜。
记者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即在纺织和陶瓷这样的行业，由于建厂都比较早，一家两代和三代在同一单位的特别多，在行业效益不好的情况下，工资十分微薄，一个家庭遇到困难，很难在亲属之间得到互相帮助，也极易产生贫困的代际转移。
城市贫困职工的居住条件，都明显的落后于同一城市的其它群体，采访过的保定毛纺厂和峰峰玉源瓷业，都是有着几千职工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由于长期效益低下，职工住房非常困难，大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的住宅，面积每户40-50平米左右；部分职工居住在十一、二平米的平房里，合用厕所和厨房；对于那些连平房也住不上的职工，自己租房，邯郸金日艺公司的标准是，企业报销50元房租，单职工减半。如果在一个城市里，每月50元的租金，能租到什么样的房子？
后记：2005年河北省河北省全年共发放社会保障金6，2亿元，用于保障971万名城市贫困贫困居民的生活，971万占河北省6808万人的14，3%。其中省总工会掌握的特困职工数字为5万多人。当然，对于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国家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仅低保资金2005年全国就支付了112.6亿元，作为低收入群体的最后一道防线，最低生活保障几乎覆盖了因下岗、失业、伤残、退休而导致生活困难得所有城镇居民。河北省的劳动、工会等部门在对下岗失业职工的培训，就业等方面建立了许多相应的组织和制度，对贫困群体的医疗、上学、住房、取暖等方面都制定了具体措施。记者了解到：相当一部分特困家庭每年所享受到的救助资金或减免的费用，累计有数千元、甚至近万元，极大缓解了贫困群体的生活压力。今年1月9日，河北省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对贫困群体的扶持措施。
需要我们思考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国有企业改革攻坚算起，到现在已10多年了，“下岗”也罢，“失业”也罢，由于各种原因，“城市贫困”成了河北在推进市场化改革中一难以承受之“重”。现在，“下岗”的称谓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使用，至少从已有的城市贫困群体看，“下岗”职工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样的改革代价还要付出多久？对城市贫困，“帮扶”固然重要，为“贫困者”有尊严的生活创造条件固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应当考虑如何从减少城市贫困的政策、体制上解决根源性的问题，让更多的人享受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成果。
作者：李季平 兰云
文章来源：中国改革2006年第6期 光明观察刊发时间： 2006-8-3